过年

过完公历新年，年份虽然变了，中国人心里都知道，没到农历新年，这一年就不算完。明天就是农历新年了，也是在新西兰过的第三个春节。前两年的春节恰逢周末，得以和同在国外的家人朋友一起欢度，今年三十在周四，只能自己在家里度过了。

冷清的新年，不禁让我怀念起家乡浓浓的年味来。

腊月伊始，初现年的味道。初八，母亲总是会给我们煮一锅腊八粥，再用一壶老陈醋开始腌制腊八蒜。到了三十那天晚上，腌好的腊八蒜已大半变得翠绿，母亲捞出来放在吃饺子的醋里。被醋泡过的生蒜没了辛辣，蒜香和醋香混在一起，就着饺子，再配上一杯汾酒，这年的味道就算下肚了！

二十三，糖瓜粘。小时候母亲和我说，灶王爷这一天要去天庭汇报工作，并嘱咐我们不可以说脏话。这一天还要吃麻糖，这种芝麻做出来的糖，吃在嘴里很容易粘在牙上，据说也是为了防止我们乱说话，被灶王爷告了黑状。记得有一次我问母亲，如果不小心说了脏话怎么办？她说，那就说完以后立刻啐三口唾沫以表悔过。从那以后，我说了脏话总是不自觉的在暗地里啐三口唾沫。当然，也没有因此我就故意说脏话。

小年过后，年的味道变得愈发浓郁。先是大扫除，所谓除旧迎新，母亲带着我们把全家的犄角旮旯都仔细的打扫干净。然后洗衣服床品，大大小小里里外外。最后是我们一家去澡堂搓澡。我不喜欢搓澡，总觉着这事换做谁，不都是挺尴尬的一件事么，可这份职业仍然常年活跃在太原各大澡堂，令人费解。后来上大学，才发现并不是全国人民都搓澡，从那以后我也不搓澡了。

母亲把家收拾的干净整洁，厨房的工作也没落下。除了腊八蒜，和一些常见的肉丸子红烧鱼排骨炖鸡等，母亲还会趁此计划展露各种不常见的绝活。她把面捏成各种神兽的形状，有些搭配几颗枣，并用红色的食用色素简单点缀，等到蒸熟后就是一屉山水画风格的吉祥物。要不然就是生面和成类似八爪鱼的形状，炸出一锅摆在桌上当零食，金灿灿的好看又好吃。尽管如此，依然不能阻止饺子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三十晚上不用说，饺子。初一早上，头天剩的在油锅里煎一下，煎饺。接下来陆续去亲戚家拜年，又免不了吃几顿饺子。放在平时，饺子是我最爱吃的主食之一，但是每到过年，对它的感情就开始变得复杂。

年三十那天，我和父亲还肩负着贴春联，贴福字的重任。小时候住在平房里，母亲弄一碗面做的浆糊，父亲和我把院子里外每一扇门上都贴上对子和福字。我们也不纠结谁是上联下联，在左边还是右边，贴正了即可。倒是福字有时会有争议，按理说应该倒着贴，这样就算是福“倒”了；可如果大家都觉的倒着才对，我们把它贴“正”了，不也是福“倒”了吗？

贴完福字，煮上饺子，一家人围在餐桌上，开始等待人见人厌的《春节联欢晚会》。从小就喜欢语言类节目，相声小品每年一个不落，甚至一度买过春晚磁带，一遍一遍的听。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抱怨春晚不好看，但又总怕错过什么“万一有”的精彩瞬间。年龄越大也越理解这种变化，春晚诞生于八十年代，那是娱乐活动匮乏，这种大型的晚会很容易惊艳到观众。后来国内娱乐业爆炸式发展，加上人们的审美水平和娱乐需求差异越来越大，一台晚会自然难以符合所有人的胃口。经过三十多年的演绎，看春晚的重心慢慢从内容过渡到形式，变成了一种传统。不论身在世界哪个角落，每一个年夜，北京时间8点的中央电视台，总会有一场奇怪的晚会，和十几亿观众陪你迎接新年。

所谓爆竹声声辞旧岁，零点刚过，我和父亲就拿起鞭炮，窜出门去，在门口放炮。打头阵的是几捆一千或五百响的鞭炮，摆成长蛇型。蛇的一头是炮捻，放的时候一手拿蛇头一手拿火机，点燃后迅速把蛇头甩出去，这项任务非常危险，速度足够快才能避免炸到自己。小时候我不敢点，都是父亲放。后来放炮的任务落在我身上，即使偶尔被炸到了，也没觉得很痛。上次给家里放炮，已经是好几年前，想到这里，心里有些酸楚。

鞭炮过后，紧接着是重头戏——礼花炮，一般是立方体形状，由紧密相连的多排炮管组成。炮捻在侧边，燃放时手里需拿着点燃的香，小心翼翼探着身子，对准、点燃，撒腿跑。退到远处，看着一个个光点，上天、爆炸，开出一朵朵花，再慢慢化作灰尘散落。许多事情都像极了点烟花，开始于梦想，发展于谨慎，放飞于执着，灿烂于坚持，最终却也难免沉寂于平庸。

放完炮，烟雾缭绕中我们走回家中。春晚已经进入尾声，不出意外，依旧是熟悉的《难忘今宵》。歌声中，我们迎来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