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浮沉一生
1987年，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带着《末代皇帝》的剧本来到中国，成为了第一部中国政府特许进入故宫实地取景，并且由西方团队拍摄制作的电影。
紫禁城古老斑驳的红墙与意大利导演的浪漫情怀碰撞出意料之外的效果。贝托鲁奇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还邀请了溥仪的弟弟溥杰担任历史顾问，为我们讲述了中国末代皇帝悲哀又极富传奇性的一生。
《末代皇帝》不负众望，它没有因为文化的差异造成两极分化的场面，反而收获了中西各国的交口称赞，拿下了第六十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九项大奖，与他的主人公一样，画下了影史上的传奇一笔。
1908年的中国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时期，宫墙外的世界日新月异，墙内是谄媚的太监，庸碌的侍卫，涂着白面红唇的后宫太妃，头颈层层叠叠的褶皱下固守着腐烂的紫禁城。
溥仪就是在这个时候进了宫。
两三岁的孩童尚不理解登基做皇帝的意义，还在欢笑和玩闹。他不知道的是，从他踏入那扇朱门起，就再也不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了。文武百官可以在他的脚下匍匐跪拜，他可以命令太监喝下墨水，可以不可一世地说“我是皇帝，他们都得听我的”。但后宫里的太妃一声令下送走了奶娘，他再怎么反抗也是无能为力。
他被蒙骗在自由的假象里，说到底，溥仪所有的任性与享乐都是他戏弄的太监、百官甚至太妃给予的，而溥仪要做的就是顺着他们的意愿长大，没有选择其他道路的权利。
溥仪的一生共做了三次皇帝，一次比一次荒诞，也愈加迷失自我，若说前两回是迫不得已，那最后一次建立伪满国则是他决策上的重大错误。我们说他作为一个皇帝昏庸、无能，没有任何作为，但站在另一个角度看，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不是举世无双的天才，也没有做明君的情怀，却生在了尔虞我诈的帝王家，卷入了政权争夺的漩涡。
他被困在了粘稠的黄昏中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写过一本《紫禁城的黄昏》来回忆在中国的时光，里面对这个辉煌一时的王朝这样写道：“只有在这两个社会分别生活过的人才知道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其中一个是进步的（指英国），而另一个则是倒退的，早就被历史抛弃掉的王朝。虽然目前还有很多人高呼万岁，但不可争辩的是，它已经穷途末路了。”
此时的清朝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缕黄昏，带着燃烧殆尽的腐朽与没落映射出最后的余晖，而溥仪就是新旧变革的牺牲品。
在我国的诗词文化中，“黄昏”的意象向来是悲壮凄凉的，如“枯藤老树昏鸦”；也有“落日青山吊谢公”，感叹时代变迁的家国情怀。用黄昏来形容这个年代再也合适不过了。
贝托鲁奇将日落之际的色调把控得极为到位，他将庄士敦的到来作为溥仪前半生重要的转折，同时场景的色彩也随之变化。
庄士敦在书中感慨溥仪的童年：“我想，皇帝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
少年时期的溥仪一直生活在宫人为他营造的假象里，那时的紫禁城里满是幽暗与昏黄，仿佛每一天都是沉浸在黄昏中。夕阳斜照在高墙，侧映在宫人们的脸上，两种暖色交叠却丝毫没有温暖的感觉，如同粘稠的树脂，迷住了双眼，压得人喘不过气。
庄士敦是带着溥仪走出假象的人。对溥仪来说，庄士敦亦师亦友，甚至还扮演着父亲的角色，教给他道理，化解他的刁难，为他保守小白鼠的秘密，赠予他自行车……
贝托鲁奇在自述中讲到《末代皇帝》的运光哲学：“光，对于总被遮蔽在阴影里的小皇帝溥仪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而且意味着自由、解放。随着小皇帝的成长，他不断超越外界对他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光线处理上慢慢加入了自然光的成分。”
伴随着庄士敦的到来，影片的色调逐渐清亮起来，场景的设计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室外，象征着溥仪对新事物的感知。在庄士敦的教育下，溥仪逐渐有了对整个皇宫的反抗意识，也有了自己的理想：想要考取牛津大学，娶一位会跳快步舞的、受过西式教育的姑娘。
清晨的阳光洒向青春正盛的少年，这大概是溥仪最快乐的时光。
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门也是《末代皇帝》中一个重要的意象。
溥仪的母亲离世后，他骑单车穿过太和殿前的广场，想要出宫送葬，却被侍卫拦了下来。他大喊着“把门打开”，却没有人听从，只能眼睁睁看着大门在面前关上，连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他掏出偷偷养了很久的小白鼠，用力扔在了门上。
这一刻，溥仪看清了自己在这偌大的宫殿内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死去的老鼠就如同他内心里死去的最后一丝对自由的幻想。
有人说，溥仪的一生都在告别。三岁入宫离开母亲，又被强制与奶娘分别，长大后与文秀、婉容分别，与庄士敦分别。这扇门见证了太多的分别，也隔绝掉了溥仪太多的向往。
1925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了皇宫。那扇他从未踏出过的门终于缓缓打开，那是与宫内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穿梭的人群，喧嚣的街道，来往的车辆……载着溥仪的车缓缓离去，广场上的士兵往皇宫内涌入。
这个场景满是讽刺，里面的人被宫内的青瓦红墙压得喘不过气，想要离开，外面的人羡慕皇宫的富丽堂皇，想要据为己有。
少年时期经历的压制使溥仪对权力格外地向往，这大概就是他联合日军建立伪满洲国的直接原因。但他的想法还是太过天真，风头正盛的日本人自然不会轻易把决定权交给溥仪，他再一次成为了政治的傀儡。
他追着送走婉容的车狂奔在冰天雪地里，即使已经是而立之年，身形却逐渐和二十多年前那个追寻奶娘的小孩重合在一起别无二样，他还是再一次被挡在了门的另一侧，再一次眼睁睁地看着爱人离去。
同样是离别，文秀的出走则是影片里我最爱的一个桥段。
文秀无法接受这段不对等的情感，提出离婚。她冒着大雨离开了别墅，没有带任何行李，甚至连伞也没有。仆人追出来送伞，却被抛开，她看了眼楼上的房间，说着 ：“我不需要它了！”这里的“它”既是指伞，也是指溥仪。也许是受不了他的冷落，也许是不赞同溥仪投日的行为，无论如何都需要莫大的勇气，这也是最有效的反抗。
文秀深吸一口气，仿佛找回了久违的自由，连多一把伞都是赘余。她脚步轻盈，蹦跳着冲进了滂沱的雨幕里。她成为了这场末代王朝的更替里，第一个走出了“门”的人。
然而在历史中，文秀的离开远没有电影中拍的这么浪漫：她是第一个敢和皇帝离婚的女人，这一举动引来了众多的关注，社会舆论打乱了文秀原本设想的平静生活，无奈之下辞掉了稳定的工作，清苦地过完了下半生，于43岁病逝。
世上再无“末代皇帝”
又是许多个年头，新中国成立，得到特赦的溥仪熟悉了平民的生活，离开监狱后做起了花匠。他走在的宽阔街道上，感受着新时代的朝气与蓬勃，在这个时代里，再也没有了“末代皇帝”，只有花匠溥仪。这时的故宫已经成为了景区，他花钱买了门票，回到了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龙椅的座位下，还有他登基那天收到的蛐蛐罐。
打开罐子，里面的蛐蛐爬了出来，舒展四肢。
这样的结局带有强烈的魔幻色彩，被困住了几十年的蛐蛐仍然充满活力，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蛐蛐就像是溥仪的化身，自登基的那一刻起就被就被困在了牢笼里，直至今日才重获新生。他认同了自己全新的身份，可以自然地说出：“我叫溥仪，是个花匠”，也能直面过去的自己：“我曾经是中国的皇帝”。
他终于从紫禁城的黄昏里挣脱，从关了他大半生的门里逃了出来。
电影将现实与回忆穿插进行，一边是被捕后接受劳改的溥仪，一边是回忆中苦苦挣扎的末代皇帝。溥仪并不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说起来甚至不够光彩，但贝托鲁奇将目光聚焦在了溥仪自身的悲剧性人生上。从剧本撰写到最后的拍摄，都是带着无比的同情，为后世的人们再现这段纠葛的往事。
贝托鲁奇无疑是了解中国的，在他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一百年前的北京城，青瓦红砖下的时代变换。各种政权来了又走，换了一茬又一茬，唯有巍峨的城墙仍然屹立，见证着利欲熏心的人们。
溥仪终其一生都在被他人支配着人生，被蒙在刻意营造的假象里，他反抗过，挣扎过，却在权力与政治的漩涡里越陷越深。他就像是中国近代的缩影，代表着封建王朝的潮起潮落，映射了新时代拨云见日的坎坷。
又是一百年过去，紫禁城依然每天接受着黄昏的洗礼，但太和殿前，却再也不会有幼小的溥仪，跌跌撞撞的身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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