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铜陵的房子里收藏着一套《林氏家谱》：五本厚的，还有一本薄如杂志。我经常翻的是其中堪比砖头般厚实的一本，打开如木板般硬朗的封面，里面会找到我，父母，爷爷奶奶的名字。翻来翻去，我的目光就定格在爷爷身上。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总让我有种沉沉的敬畏感，幻觉中，似有一部刀光剑影的故事。
有关爷爷的记录少得可怜：“学诗，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初八，卒于一九四三年，葬无为。”就这么一行，且“卒于一九四三年，”后面没有月，日，用的是逗号，冥冥之中似乎在暗示他的下人去求证，去澄清这个日子。而“葬无为”这三个字常便让我潸然泪下。十多年了，每到清明冬至祭祖，我们兄弟几个从没上过爷爷的坟，为他送一碗饭，一杯酒，一沓纸钱。也不知道我们悲怆的呼唤声他能否听到。
爷爷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二十九年，经历短暂却有传奇、悲壮的人生。听父亲和叔叔聊过，爷爷很早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仼新四军桐东税务局的干部（有人说是局长），在一次税收回家，屁股还未落坐，家里便进来了几个便衣，亮出的身份是新四军，并且所说的情况都和爷爷所掌握的相符。但爷爷是个有原则的人，他的税款上缴也必须得到收款凭证。于是，他果断决定告别家人，和来人一道将税款送到新四军队部，再取回凭证。
这一去就没再回家。
爷爷的故事听到的不多，遇害后奶奶带父亲去过爷爷的坟墓，只记得叫牛埠镇，具体叫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但我能想象，一个小脚女人领着一个才几岁的孩子，靠自己的腿丈量完几十公里的泥路，去面对一堆湿漉漉的黄土，这不是毅力，是撕心裂肺的画画。
二O一七年，父亲重病住院期间，我在《枞阳在线》上看到一篇通讯，我认为最有希望找到爷爷破害的真相。因为作者我认识，我们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一起去枞阳参加过业余通讯员会议。他去芜湖干休所采访了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干部，巧的是，那位老同志年轻时对桐东新四军及沿江圩区一带非常熟悉，并且文章中老同志还提到了烈士章彪，形容他确实熟悉。其时我还不知道章彪已经被追授为烈士的。
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却被父亲淡淡的语气瞬间浇灭。父亲说，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再查也没什么意思，即便查清又能得到什么？父亲是有六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一直受组织活动的熏陶，境界肯定比我高。
我不知道父亲当时的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但我知道，父亲和叔叔曾为爷爷的事奔波了三十年之久。在叔叔还没去世时我曾问过他，你们跑得这么辛苦，又没有结果，是为了什么呢？叔叔说为了一块牌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更不知道这个牌子这么重要，值得他们兄弟二人三番五次的东奔西走，苦苦追寻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目标。直到上初中时我才明白父亲和叔叔不仅仅是争这块“烈士家属”的牌匾，更是想洗清爷爷身上蒙着的一层泥垢。他们确信爷爷的人格，坚信他是为革命献身的。爷爷死的那年，我一岁不到的小姑也夭折了。同是那一年，我的小脚太太在失望和无奈中，独自出家到汤沟后面的“望瑞庵里。留下我的奶奶领着三个脚跟脚的孩子，家里过的日子可想而知，所以我确信，父亲和叔叔想得到的应该是精神和物质上的需求。
忽然想起在我开始有了记忆的小学时光里，每次他们之间的一人去枞阳县城或安庆市里归来，总要聚在门前的稻场上，谈论这次跑路的结果，听到最往往都是“没人证明”这几个冷漠的字眼蹦出。夜晚纳凉的时候，有了思维能力的我便问，如果爷爷在世，该是多大的干部？叔叔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说该有省里那么大吧。我便产生幻觉，仿佛自己就躺在一个机关大院子里，四周都是楼下楼下，电灯电话的房子，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在朝我眨着眼睛，像是在对我招手。待我醒来，叔叔和父亲早已回家睡觉去了。
如今父亲和叔叔永远不再醒来，爷爷的故事早已戛然而止。我们的门头上没挂上闪光的金匾，但我们仍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在努力前行。
林建明，笔名（愚人）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铜陵市作家协会会员，现定居上海青浦。爱好文字，曾在《长白山日报》《铜陵日报》《池州日报》《德州晚报》《西部散文选刊》《今古传奇》《上海散文》《齐鲁文学》《枞阳杂志》刊物及省内外多家微信平台发表文章三百余篇。著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散文集《走出村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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