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

        在我国封建历史中，有许多影响深远的王朝改革，力图化解社会危机，避免引发王朝更替的革命，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和雍正改革，但这些改革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改革不能救赎王朝的崩溃，历史在治乱兴亡的周期中轮回，这几乎是我国二千年封建史的宿命。在王岐山推荐领导干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后，“革命是在改革已经启动，统治已经显得开明，社会已经看起来繁荣的条件下发生”，这个由托克维尔提出的“悖论”再次引发了笔者对改革的思考。

         历朝历代的改革在时期、问题和措施，惊人地相似。王安石的变法围绕“三冗”（ 冗官、冗兵、冗费）和“两积”（积贫、积弱）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革新除弊；张居正改革围绕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大积弊展开；雍正改革面对吏治腐败、权贵兼并、财政亏空，采取铁的手段强力推行新政。从改革的时期看，这些改革，都发生于王朝的中后期，王朝的权威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甚至处于上升期，但社会问题已经对政权稳固产生了潜在的威胁，统治阶层不得不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以缓和矛盾、巩固政权；从改革面对的问题看，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贪污腐化；二是权贵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等不动产，并游离于国家管理之外，导致国库空虚，百姓匮乏，社会两级分化严重，阶级对立矛盾激烈；三是军备松驰，国防无力。从改革的措施看，主要采取三个方法，一是以反腐为突破口，整顿吏治，打击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民心；二是向不动产征税，抑制兼并，保护自耕农，缓和阶级矛盾，开辟稳定的税源，增加国家收入；三是整肃军队，加强战备，稳定边防，抵御来自外部的威胁。

       然而，这些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首先，改革的目标决定着改革的力度，改革着力于维护少数人的统治，力图把政权的利益，集中到中央，为中央集权、皇权延续创造条件。所以，改革的红利并没有由全社会分亨，而只是由一个利益集团，转移到另一个利益集团，这个新生的集团，在旧制度的滋养下，重复着旧集团覆灭的道路，同时把改革引向终结。其次，改革的路径决定着改革的深度，封建社会的改革，无不以儒家思想为旗帜，以道家权术为铺垫，法家手段为措施，没能打破产生社会矛盾的封建制度体系，而只是选择性地对一些危及统治的现象和制度进行改良，维其体，修其表，补其漏，换汤不换药。再次，改革的群体决定着改革的广度，自上而下的改革，把社会公众排除在改革进程之外，社会公众只是改革的受体，而不是改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改革取得的制度成果，没能得到公众的自觉维护，最终只能人亡政息。

        从本质上讲，改革没能挽救王朝更替的原因，是因为改革没能完成消除革命发生的使命。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子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如果一个政权不能通过完善国家的治理，保障国家安全、民族的独立、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的利益，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或许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从社会的组织过程看，国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工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为国家权力的核心内容，它的建设无不围绕着维护稳定避免革命这个基本任务展开的。人类的社会形态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与这些社会形态同步生长的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它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取得了多方面的进步，其中有一条进步轴向是明确、决定性的：公众获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在不断地增加，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监督。奴隶社会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关系的狭隘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为整个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奴隶社会中，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被统治阶级人身自由的完全控制，激发了农民阶级的生产积极性。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意义，在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得到了解放，无产阶级获得了人身自由，并在资产阶级的政治框架内，参与社会治理。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它打破了从奴隶社会开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少数人享受大部分劳动成果的状况，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平等享有劳动成果、参与社会治理。

        正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发表后20年的“窑洞对”中，回答了新中国如何跳出旧中国兴衰轮回的“周期率”的问题，“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论断指出，只有“人人负起责任”地参与社会治理、监督权力的运行，自觉改良国家的治理体系，提高政府治理国家的能力，才能使国家权力切实服务于保障国家安全、民族的独立、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的利益。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域、攻坚阶段，我们有信心在党的领导下，完成这一宏伟而艰巨的工程，但党的力量来自于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需要“人人负起责任”地参与到深化改革的浩大工程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华民族如果不想在兴亡治乱的轮回中经受苦难，只有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融入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中，推动我国沿着监督权力、良性纠错、长期稳定的方向成功完成社会转型，建立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2014.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