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中的历史伦理叙事
在中国伦理文化体系中，历史往往与“起源”“权威”“传统”等具有伦理要以色彩内涵的词汇互为印证，历史认知和历史观念在深层意义与作家伦理认知和伦理观念具有同构性。历史伦理叙事不仅彰显着作家的主题选择取向，而且鲜明地体现着叙事目的、叙事规约、道德价值判断和文化意义选择等叙事伦理质素诉求。《尘埃落定》中的“阿坝”地区地处偏远，在历史动荡的年代，它并未受到过多的殃及。也正是因为这样，它的历史空间相对独立于国家大的历史进程。虽然“我”是土司家的少爷，是土司制度最后的见证者和殉葬者，但从小说的叙事结构分析，是以“我”的“生活空间”挤压着“历史时间”，“日常场景”替代了“宏观讲述”的叙事结构特质。这种特质直接链接和印证着“个人化”和“日常性”历史叙事伦理理念。
“我”，麦其土司家族中的小儿子，由于父亲“酒后”与母亲行事的历史缘故，生来就是一个令人及同情又鄙视的“傻子”少爷。作者以这样一位“似傻非傻”的藏族土司二少爷为叙述承担者，即由“我”(二少爷)来讲述“我”的一段人生经历，叙写了一段在藏族土司辖区生活的图景。“我”作为叙述视角，本应严格按“我”的视角限定，讲述“我”身边的故事。但是，文本让“我”变成了多重叙述承担者。首先，“我”是一个“傻子”，有一定的缺陷。所以文本中就有许多地方写到“我”在感知、思考、行动上，都展现出一系列“傻相”。但是，“我”又是一个不傻的正常人，甚至算得上是智者，一切的事情“我”都是清楚明白的。文本中许多内容写到“我”是以一个正常人或智者的方式在感知、思考、行动，表现出一系列智慧之举。“（傻子）他的傻言傻语，一点也没有理性的外貌，却说出了理性的语言。”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傻子少爷总是“从最简单的地方提出最本质最致命的问题”，进而使那些被“聪明人”复杂化了的人生道理得以真实地还原。所以，在“我”这个似傻非傻、亦疯亦癫的人物的全知叙事中，“严肃”“宏大”的历史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颠覆了。而“我”个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构成这段历史的主要内容，历史走向了日常化和边缘化的书写。
此外，在一个人日常经验性叙事消解历史深度能指模式的同时，小说中涉及了宗教书写，以反讽的修辞运用来进一步颠覆历史叙事传统的庄重崇高美学。小说中共提及苯教、藏传佛教、基督教、新教等四个宗教。从他们与麦其土司的关系来看，可以窥探到宗教信仰走向了实用主义，以及历史生活中权力与知识的紧张关系。麦其土司代表权力，他遵循的生活逻辑便是维护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权威。宗教信仰的倡导必然要依附于麦其土司的支持，于是门巴喇嘛和济嘎活佛反倒有种争宠的意味。与仗义执言的活佛相比，本土宗教苯教的首领门巴喇嘛更能称其心意。但门巴喇嘛主要的作用却是驱鬼祛病、实施诅咒或驱雹巫术、占卜预言等等，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帮助麦其土司巩固他的统治，宗教信仰在权力的面前朝着实用主义方向发展。
至于，活佛或书记官翁波西这些代表着知识，并且崇尚史官意识，讲究“秉笔直书”，仗义执言的人。必然会与麦其土司崇尚权力的理念发生矛盾，尽管某些时候他们会因为现实环境顺从权力，但二者关系的紧张状态却似乎永远不会完结。现实的情况是，济嘎活佛在麦其土司强大的权力下选择“沉默”或屈从，翁波意西两次被麦其土司关进大牢并割掉“说话”的“舌头”。权力对知识占有绝对的优势，知识者堕入历史的炼狱。知识者在民族生活中拥有知识，企图参与历史文化建构，然而却被权力划定了活动界限。然而，知识者的这种人生结局不仅意味着他们自身人生的悲剧，更意味着历史理性的缺席。
总之，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让“我”这样一个不可靠叙事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在疯狂追逐权力与欲望的时代，独有“我”还保留着一份清醒。傻子少爷不断地反思历史，力图以理性的态度应对生活与环境。而当他无法区分自己的聪明与愚昧或历史的正确与错误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对自己发出了强烈的追问，一个不停地自问“我是谁”和“我在哪里”以及“当土司能得到什么”等问题。这种发问，不仅是对他本人的发问，同时也是对麦其土司、土司太太、哥哥旦真贡布等的发问，是对权力、欲望、荒诞、虚无等人生命题的发问。人类发展到今天，未必真正认清了“自我”。傻子少爷因此可能找不到答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困惑，但他不停地追问，并坚持对父辈的审视，这不但是人类主体意识彰显的表现，也体现了一种对抗荒诞与虚无人生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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