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学问来源于哪里？是否必须继承老师的学问呢？
我想这个问题是值得每一位老师去探讨与研究的方向，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教学手段的选择将无从谈起。西方文化中，教育一词education，便很好地解释了其教学思想，他们认为教育即是把学生心中已有的东西启发出来（duc，引导之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评价自己时曾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从此西方文化一直倡导启发式教育，教学氛围相对活泼生动。让我惊讶的是，东方文化的哲人中，竟然也是这种相似的思想，《易经》蒙卦强调“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思是孩子有不懂的地方，老师不能去到学生旁主动讲授，因为这样孩子就会养成被动学习的习惯，应当让学生主动来问自己；《论语》中孔子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看来世界上的所有文明国家，无论距离有多远，哪怕隔着万重山，几大洋，都无法阻隔人们理念的共识，这便是道。
由此可见，教师的根本职责在于引导，在于启发。学生是否学到老师的一套本领，要看其内在是否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让刘翔弹钢琴，让莫扎特去跑步，无疑是天大的笑话。而我们现今的教育真的到了要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了。
回顾过去是为了看清未来。中国古代生产力还不发达，处于家庭手工业时期（cottage industries），社会压力较小，那时的教育仅仅需满足个人的温饱与国家的统治。汉武帝之后，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层面的显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孔子一派的学问渐渐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服务；隋唐之后，科举考试将儒学纳为国家选拔人才必考科目，使得无数人为名利而趋之若鹜，渐渐也使得儒学世俗化与功利化，这在成就儒学的同时，也渐渐摧毁着它的根基。无数人遍读四书五经，却一点也没有儒家的胸怀与抱负，眼中只有看得见的利益与企图。这一时期成就了苏东坡，范仲淹，文天祥，也蹉跎了吴承恩，吴敬梓与蒲松龄。那一时期，中国人的信仰主要由儒释道共同支撑。那时候，人民受教育程度偏低，民风却大为淳朴，这是我们现今需要反思的，因为教育与智慧是无法与知识和考试化等号的。那时候人们生产力不发达，却人人知道礼仪伦常，即便没读过书，“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清代末期，中华文明在世界风云中逐渐萎靡，日本的脱亚入欧使之成为东亚强国，并在甲午海战中全歼北洋水师。这一事件使中国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对自身价值体系产生了怀疑，于是五四运动便应运而生，孔家店被打倒了，伴随而来的是东方文明的解体。
信仰的销声匿迹，使得现今中国人更加物质主义化，物质繁荣的同时灵魂还远远跟不上，过于强调法的时代，情与理便渐渐淡忘，人们宁愿花时间去专法的空子，再也不愿思考道义的价值。整个社会风气犹如弥漫在眼前的雾霾，亟需就诊。我们不仅需要绿水青山，更加需要心灵的金山银山。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加需要理解当今时代的使命，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学生们的指南针，才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注入自己的绵薄之力。
当今中国，教育的现状仍然是为考试服务，学生们的学业压力巨大，教师的课业繁重。我们要相信，在忙碌中，是不会诞生出任何教学成果的。古人没有现代的电脑、手机，甚至黑夜都没有电灯照明，还要面对周围的猛兽与自然灾害，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却诞生了后人望尘莫及的哲学家；现代人衣食住行样样强于古人，学的东西，接触的世界也远远多于古人，为何反在灵魂上跟不上古人的脚步，又有几人能说出“道可道，非常道”的绝响？究其原因在于古人心智淡泊，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思索的广度与深度是后人远远不及的，故而能写出传颂千年的不朽之作。
中国人历来将天地君亲师放在一起，这是因为教师的形象与地位直接代表着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可是现今，教师的社会地位与形象急速下滑，其现状的背后是整个中华文明体系的中断。
以前曾说教会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其实一桶水的本事对于教师自身文化程度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教好，教师心中一定要有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方见教师学问的广博与心胸的宽广。
唐代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见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传道。这个道便是我所谓的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系统。传道可以说是教师的灵魂。
故而，在我的心中，一个好的老师不仅要传授学业，更要传授道义。在学业上要成为研究型的专家，在思想上更要成为学生心灵的塑造者，传播正确的价值观，处事观。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2019年3月1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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