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一年的心理热线主持，是在好些年前，我的那门热线就放在桌旁，那电话多半在深夜响起，能把我从午睡中吵醒的电话并不多，听声音，是个憔悴的中年女人。
她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我，她的生活中满是仇恨，要么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要么是复仇后再被法律审判。说了几句后，她问我：“我能和你面谈么？怎么收费？”我告诉她，不收费的，让她尽管来，只过了约十分钟，门铃就响了，一个面如死灰的女人走了进来，她是活物的惟一证据就是她还能走动。
我不想过多地描述女人的悲惨境地，女人悲哀的极致无外乎情感或婚姻，而她的附加情况还在于，她在消沉中赌输了八十万，现在生活无以维系，而她的那个对手——她丈夫的情妇，居然是个她认为非常渺小，胖又貌不惊人的‘打杂的’。她告诉我，如果她的对手在容貌上或权力金钱上让她抬不起头，她还不至如此愤怒，可糟糕的却是，那女人偏巧什么地方都不如她，她为此流泪湿枕乃至狂暴地撕碎枕头。
看得出，对面的大姐（姑且让我这么叫她）年轻时非常美丽，只是现在，仇恨的手已经让她眉目拧得歪斜，她说的话没错，就她的面容及表情而言，不是濒临死亡就是发作前的恶魔。当我的话语让她稍微平息后，她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我如何处置她？接着，她从包里掏出那张揉得皱巴巴的相片，那是个略胖的女人，轻浮地笑着，大姐对我说：“我所有的悲剧都是她造成的，我能轻易放过她吗？”我拿着相片仔细地看，问：“你打算怎么对付她？”大姐说：“我想雇人把她杀了，但我还有个读高中的儿子，我犹豫的正是这个。”
我对大姐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她杀了。”大姐一惊，我接着解释：“这个女人对于你的全部意义就是个影子，而这影子，就在我手中，你是要我撕掉照片还是你来？”大姐追问我：“我的所有仇恨就这么算了？”我说：“你的仇恨是什么，是你的儿子，还是那个影子，如果是影子，我建议你把它撕了。”大姐无言良久，在她思考的时候，我向她要了一支烟，她为我点的。
大姐泪流满腮，当她重新抬头的时候，她的脸上有了活力，她把那张照片交给我，让我撕掉。我却还回去说：“我相信你，大姐，你会自己撕掉它的，当你亲手撕掉照片的那一刻，你就该忘记仇恨，重新生活。”
她走的时候，硬要塞给我一百元钱，我拒绝了，但我向她又要了一支烟，我感觉自己很快活，而她，却是振奋。那以后的时间里，当我遇到类似的电话时，我会告诉我的听众，把自己的所有愤怒，所有抑郁，都写在纸上，然后撕掉它，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那样做，但我相信那位大姐会，从她脸上我看得到，那是种生命的迹象。
我同样不知道生活中的人是否也会把苦恼和愤懑写下来再撕掉，但我可以说一件事，半年后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那声音说：“谢谢你，小兄弟。”然后就挂了，我第一次为这样的电话感到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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