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过一年的心理热线主持,是在好些年前,我的那门热线就放在桌旁,那电话多半在深夜响起,能把我从午睡中吵醒的电话并不多,听声音,是个憔悴的中年女人。
她用嘶哑的声音告诉我,她的生活中满是仇恨,要么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要么是复仇后再被法律审判。说了几句后,她问我:“我能和你面谈么?怎么收费?”我告诉她,不收费的,让她尽管来,只过了约十分钟,门铃就响了,一个面如死灰的女人走了进来,她是活物的惟一证据就是她还能走动。
我不想过多地描述女人的悲惨境地,女人悲哀的极致无外乎情感或婚姻,而她的附加情况还在于,她在消沉中赌输了八十万,现在生活无以维系,而她的那个对手——她丈夫的情妇,居然是个她认为非常渺小,胖又貌不惊人的‘打杂的’。她告诉我,如果她的对手在容貌上或权力金钱上让她抬不起头,她还不至如此愤怒,可糟糕的却是,那女人偏巧什么地方都不如她,她为此流泪湿枕乃至狂暴地撕碎枕头。
看得出,对面的大姐(姑且让我这么叫她)年轻时非常美丽,只是现在,仇恨的手已经让她眉目拧得歪斜,她说的话没错,就她的面容及表情而言,不是濒临死亡就是发作前的恶魔。当我的话语让她稍微平息后,她说,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我如何处置她?接着,她从包里掏出那张揉得皱巴巴的相片,那是个略胖的女人,轻浮地笑着,大姐对我说:“我所有的悲剧都是她造成的,我能轻易放过她吗?”我拿着相片仔细地看,问:“你打算怎么对付她?”大姐说:“我想雇人把她杀了,但我还有个读高中的儿子,我犹豫的正是这个。”
我对大姐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她杀了。”大姐一惊,我接着解释:“这个女人对于你的全部意义就是个影子,而这影子,就在我手中,你是要我撕掉照片还是你来?”大姐追问我:“我的所有仇恨就这么算了?”我说:“你的仇恨是什么,是你的儿子,还是那个影子,如果是影子,我建议你把它撕了。”大姐无言良久,在她思考的时候,我向她要了一支烟,她为我点的。
大姐泪流满腮,当她重新抬头的时候,她的脸上有了活力,她把那张照片交给我,让我撕掉。我却还回去说:“我相信你,大姐,你会自己撕掉它的,当你亲手撕掉照片的那一刻,你就该忘记仇恨,重新生活。”
她走的时候,硬要塞给我一百元钱,我拒绝了,但我向她又要了一支烟,我感觉自己很快活,而她,却是振奋。那以后的时间里,当我遇到类似的电话时,我会告诉我的听众,把自己的所有愤怒,所有抑郁,都写在纸上,然后撕掉它,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会那样做,但我相信那位大姐会,从她脸上我看得到,那是种生命的迹象。
我同样不知道生活中的人是否也会把苦恼和愤懑写下来再撕掉,但我可以说一件事,半年后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那声音说:“谢谢你,小兄弟。”然后就挂了,我第一次为这样的电话感到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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