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更加具备独立意识而中国人更加强调的是熟人之间建立起的裙带联系，这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西方通常来讲地广人稀，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只有一家农场主独揽全职，这培养了他们独来独往的性格。再者畜牧业为主的农业意味着西方人对土地不存在依赖的情结，四处移居的生活习惯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他们追逐自由和冒险的精神。而在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下养成的中国人容易以村为单位彼此隔膜，形成各自孤立隔离的团体。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以种植业为主的中国人为因土地毗邻而聚集在一块，水利合作、保卫安全等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聚居合作，安土重迁的传统使世世代代的乡下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后代，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庞大家族。这样的家族构建成一个排外的熟人社会，这些人的关系与生俱来不需要经历选择或者契约，因为彼此熟悉所以彼此信任，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人情达练显得尤其重要。人们为愿意劳烦别人帮忙欠着别人人情，因为清算意味着斩断所有联系，在熟人间谈论金钱又伤害感情。同样的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熟人脉络常常能帮助打通职场、官场等各方面脉络，这在中国东北至今依然常见，这是传统乡土社会特点影响深远的结果。
西方道德体系是一种“团体格局”，这根源于西方宗教教义中提倡的“无差别的爱”，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神对每个人都公道，因此神爱众人，众人之间没有差别，富人不惜牺牲一切去帮助穷苦人民，人们甚至愿意帮助自己的敌人。他们的爱来自上帝，他们的行为不是出自私己的。而中国道德体系为一种“差序格局”，一切以个人为出发点向外推展，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以个人为中心，遵循孔子提倡的有差别的爱，“仁”的标准更是模糊的，完全取决于与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换句话说，面对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这很容易使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要求别人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例如“江歌案”和“范跑跑事件”，诸如此类都使公共道德空间模棱两可。
类似的在西方讲究人人平等的思想很早就根植于人心，但中国乡土社会讲究的是“长幼有序”。等级次序是严明的，长老权力的影响是深刻的，因为乡土社会的特点是长期稳定的，文化根基也是稳定的，社会经验是共通的，遵守社会规范在无形中就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准绳，相比于西方法制社会下的外在约束，这种向内的克制更加强有力。它要求孩子从小就受到教化，接受社会规范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行为剥夺了作为孩子的自由意志。更甚者，在面对社会变迁时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教化会阻碍对新时代社会的适应，威胁生存机会。
西方社会的家庭主轴上夫妻，两性关系是家庭凝和的力量，而中国却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夫妻关系更多的是淡漠的，在传统“男女有别”思想的影响下，中方对两性关系的探索是有限的，夫妻二人在一开始的结合目的多是为了生殖和抚育，两性属于分工合作的关系，他们更多承担的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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