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国家救亡图存，急需发展工业，振兴农业，抵御外国侵略者。先发展工业还是先振兴农业，以及三农问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事情。当时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的全面崩溃，工业薄弱，而农村凋敝，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等。要救济中国，必须先救济乡村，建设中国必须先建设乡村，因此，一场深刻的乡村改造运动应运而生。
自1931年起，乡村建设运动进入高潮，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多处。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有：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举办的乡村建设实验，主张对人民进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以期民族再造，根治中国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模式，他认为中国完全是一个大农村，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社会崩溃，企图通过乡村建设使儒学走向现代化，由乡村建设引发社会工商业发展，实现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民生公司卢作孚领导的北碚（bei）模式，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运输为龙头，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由工业推动农业，以达到乡村现代化的目标。他们的切入点不同，但是最后大都殊途同归，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这些乡村建设都是在当时国民政府制度下进行的社会改良，寄希望于通过建设农村来带动中国全部问题的解决，使中国走上民族自救、自强的道路。
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走进农村，做了许多工作。譬如在文化教育方面：大面积减少了文盲人数，移风易俗取得了明显效果。在农业方面：改良后的猪种大幅度提高了瘦肉率；改良鸡种，进行鸡舍改良和预防疾病；改良后的美国棉种—南京脱字棉平均比本地棉增收56%，还进行了高粱、玉米、玉蜀黍改良，白菜技术改良、葡萄栽培实验等。在卫生保健方面：陈志潜先生创建了县、区、村三级卫生保健制度，改良水井和厕所，从而预防了疾病，培训合格医生，普及医学常识，新生儿成活率大幅度提高等。在合作互助方面：成立合作社，合作化公私兼顾，提高了农民的合作精神、合作意识和合作组织能力等。
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许多方面取得了深入显著的成果，对后世也影响深远。当然，由于种种因素，也没有达到他们彻底改变中国的目标。
1930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的邀请，梁漱溟先生赴山东邹平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該院分为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及乡村建设实验区三个部分。研究部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实验区（实验县）任职。服务人员训练部招收中等文化程度的学生，训练服务工作人员。实验区管理县政，具体措施是建立以乡农学校为核心的行政教育合一的乡村基层组织，普遍推行新乡约，实行合作经济，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梁漱溟先生坚持从自己关于人性与文化的独特视角出发，渐渐将眼光转入到国民的政治习惯研究上去。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基本上独立于国家政府，而建立在教化、礼俗、自力基础上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政府）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在中国传统上国家是没有力量的，一切问题似在社会上自有其解决之道，一切事情似在社会上另有其负责机关；统不由国家经手。”梁漱溟先生指出，生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人“只有身家观念，读书中状元，经营工商业，辛勤种庄稼，都不过为身家打算。”“人与人之间在生活上不发生连带关系，很可以关门过日子。”在传统中国社会，“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思想发展到此，他已经不再热心某种制度的建立，他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完全注意习惯的养成。他反复强调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永远存在的根本问题。西方文化的输入反而使中国造成了“东不成，西不就”的尴尬局面。
他认为，在建立了合适的乡村组织后，则“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均可顺流而来，中国将“从下面向上长起来”，是立基于社会本身所依靠的伦理而不是法律。新组织即由中国古人所谓的“乡约”的补充改造。（旧乡约的中心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因此，他的乡村建设主要内容是建立政治和教育合一的乡农学校，同时推行“新乡约”，建立“乡村自卫组织”，举办供销、信用等合作社，推行农业技术的改进措施。
1931年，娄仕林21岁，他来到邹平，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工作。他在担任民众学校的校长兼教员期间，有一个出色的学生丁润生，在“一二九”运动时积极联络各班同学罢课，声援济南学生的爱国行动。1936年夏天，丁润生在乡村建设训练班毕业。在毕业生欢送会上他慷慨陈词，希望同学们“要为国家、为民族出力，不要为某个人卖力。”丁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商河龙桑寺乡农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在1937年3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商河县第一位县委书记。
韩复渠非常痛恨共产党，对共产党丝毫不手软，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他支持梁漱溟先生在山东进行新乡村建设，同时，他又反对在学校搞新乡村建设的思想教育，他要求灌输学生“唯一主义的民族、唯一主义的国家、唯一主义的政治”等，要把学生改造成为他们服务的工具。对“有异教育”的学校，先采取改造直至严加取缔。娄仕林在上中学时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主张自由民主办学校，对国民党所谓的办学原则不以为然。娄仕林对丁润生等进步学生的包容与默许，使当局非常恼火，他被调入“政训班”进行训导。结业时主办方强行宣布“全体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娄仕林据理力争，迫使主办方将他的名字抹去，但是也留下了后患，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为他被批斗的罪名之一。
1934年，全省棉纺印染业发展较快，从而带动了棉花生产与加工业的发展 。梁漱溟先生最初在齐东县试办棉业合作社，办了良种繁育场，成效显著。然后以齐东为出发点，向外推广试点经验。商河县积极主动争取，最终成为山东省首批组建“美棉生产运銷联合社”15个试点县之一 。
1934年11月娄酉山等人做了大量细致繁琐的工作，开始筹划组织发动美棉联社，1935年开始运行，美棉联社的原址就在现在商河县第一中学东邻。他们以联合社名义，借到优良棉种—脱字棉三十六号，分贷于各社社员种植。美棉联社内设轧花厂，专门代各社办理轧花和运输的事情。合作社还安排了棉花生产过程中肥料贷款和人工贷款的事情。秋后社员或以棉价作抵或交付现金。保证了优良品种的播种面积，又极大地提高棉农收益。经营理念就是公司+农户，形成了产销一条龙的产业链雏形。几十年以后，当地老百姓还说：“俺这里的种棉农户可花了娄金峰的大洋钱了。”（娄酉山：字华轩，号金峰 ）
乡村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在许多方面给乡村带来了新气象。但是，因为梁漱溟先生的经费来自政府，这必然增加了农民负担，而且梁先生的建设也必然摆脱不了国民政府的影响，梁先生也必然不能完全施展他的思想纲领，这是一定的。还有就是，一些乡村建设的内容要占用农民的劳动时间，不劳动就没有钱生活，因此农民对乡村建设并不总是配合，也有消极敷衍的现象存在。
对于乡村建设，共产党人是怎样认识的？1937年2月，娄海山在《文化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乡村建设理论的批判”，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内容如下：
中国社会之剧烈变动，在近代史上要数着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自此以后，帝国主义的势力突破了几千年的壁垒，使中国社会在本质上起了动摇和变化，便是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封建经济的没落，同时又使中国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整个国民经济越发脱离不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束缚。所以中国的民族工业一开始就有些先天不足，再加以封建势力的阻障，帝国主义排斥，当然不能繁荣滋长起来。
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而帝国主义又急需把中国作一个广大的原料采取地和货物倾销场，所以帝国主义的吸血管就一直伸到了农村中去。这样更加速了农村间的破产过程。另一方面，相伴而来的也就是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大的革命运动。无论是辛亥革命或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间的革命，都有这种意义存在 可惜这种运动，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都失败了。虽然失败的原因有种种，而未能坚决的排除了帝国主义压榨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部分人看了这些，觉得失望了，怀疑了。失败情绪充满了心胸，又感到帝国主义的势力雄厚，于是便产生了所谓和平的改良的运动来。
还有的以为城市既然已完全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支配之下，那么退到我们的最后壁垒—乡村来努力吧。于是，“到民间去”的口号为一般人所感到兴趣，而农村运动也就“四面八方”的凑来。
这中间，梁漱溟先生自然是一位不可漠视的人物。以梁先生学识之渊，经历之富，自非与一般浅薄之徒同日而语。梁先生从他的哲学理论出发，用他的政治力量推动。而且，现在的确也已获得不少的拥护者可供驱使。这前途的如何，是关系很大的。这就是说假如梁先生的方法对了，我们当积极起来扩大它，实现它。要是不对了，我们同样也当极力加以批判，指出错误，趁早放弃这害多益少的举动，去覓取正确的道路。
梁先生说：“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农村自救运动”，“是起于中国乡村无休止的破坏，迫的不能不自救。”谁是破坏者呢？梁先生指出三种力量，“一是政治属性的，即兵祸、匪患、苛征等；二是经济属性的，即外国之经济侵略等；三是文化属性的，即礼俗风尚者之改变等。”这里我们应该认清地主、商人、高利贷的剥削，是不在梁先生的眼目中的。同时，他把礼俗风尚之改变与政治经济等量齐观，这都是不大妥当的。我们先不去深究。再看梁先生所说的“破坏乡村最有力的，一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是国内不良的政治，这是无待烦言的事实。”这样要对症下药，当然应该先把这“最有力”的破坏者取消了去才可了，然而到了作结论去做的时候，梁先生的答案却又不提这个了。即使有人质问，也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这问题，对于梁先生未免太麻烦了。
然而这“无待烦言的事实”却不容许实际行动的无视。在今日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环，不过我们在这一环中所处的却是半殖民地的地位，不仅民族工业被扼着咽喉，就是农村经济也不免帝国主义的铁蹄，在整个为帝国主义铁蹄控制下的中国经济，试问应如何建设法。譬如关税不能自主，每年要全国民众担负着几万万元的如超。这还不算，敌人公开的走私一年之内数目不下四五万万，这些损失的负担还不是大都落到农民身上吗？就是梁先生在邹平所办的合作社，据前几天《大公报》所载的一篇文章说，要以棉业合作社最多，这不正是中日经济提携中开发华北棉花的有力表征吗？本来梁先生的意思想以乡村建设推展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却不知中国农村早已经过买办、商业资本的汲水桶来同我们“提携”、“技术合作”以谋振兴呢！难道这是我们自救的出路吗？不错，欧洲的丹麦，是农业合作最著实效的，苏俄的由农业国一跃而为工业国也是由于合作运动的力量，但这却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条件，那便是必须“民族能够独立”。
看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都知道梁先生是如何地夸大了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不过梁先生是常常转变的，就是这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的时候也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时至今日，大概又几经沧桑，也许有好些地方不能代表现在的梁先生的意见了。可是，无论梁先生由儒而佛，由佛而儒，我们总可以看出他还有一个相同的态度，那便是始终逃不出精神论的圈子。不错，梁先生也颇受过所谓西方文化的冲击，他也好讲客观。讲环境，他甚至要我们“把主观的强烈的要求平下来。”全看客观的事实“能够”有什么，就接受什么。甚至于说他自己也料不到自己。这样看来，好像是一位机械的物质论者，其实是不对的。梁先生虽然自命为“身在问题中”，却并没有放弃他解决这个问题的企图，梁先生一切的活动，都足以表明梁先生对于“客观的事实”是有其主观意志的强烈作用的。完全抹杀主观对客观的影响不但并不合乎事实，而且是一种宿命论的说教。拿客观事实的能够不能够来决定态度，乍看去好像很客观，很正确，但仔细推想却不对了。譬如说西班牙的内战，叛军胜利了。西班牙马上会变为法西斯铁蹄下的践踏物，但如政府军胜利了，则西班牙的共和国政体依然可以保存下去，这两种都有可能的，梁先生以为哪一个该接受呢？又如现在的我们的华北，在我们的团结抗战下是“能够”。保持住的，但若像殷汝耕的榜样，那么立刻成为殖民地也是“能够”的。在这两条路的选择中，梁先生能说不加主观的一点作用吗？所以梁先生所说的纯主观的论调看来也正像胡适博士的唯实论一样的，实不过一种屈服现实的主观精神的掩词罢了。
我们在梁先生的社会哲学中更可以看得清楚。
梁先生认为中国“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所以他的自救运动，是注重一种新的伦理关系的建立，“父之义慈，子之义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总之要“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这是多么美丽的憧憬！无奈这只是一种憧憬而已。梁先生能否认为村间因经济地位不同而过着极端悬殊生活的现象吗？这些现象的来源不是起于剥削关系吗？梁先生只看见那些“愚民”们的有武装组织的危险，而看不见他真正危险的原因还是由于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所致。梁先生只好拿“软功夫”的办法把他们一个个化服成服服帖帖的驯良分子吧？
梁先生这种主张其实也不新奇，不过是宗法社会家长制度时代所谓“礼治”的旧调重弹罢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一、梁先生这种乡村建设产生的背景，乃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恐慌，农村普遍地走向破产状态之下，农民对于土地革命的要求日益迫切，而经过了几次失败之后，有的人对革命不免怀疑动摇，因而走上和平改良的道路企图挽回厄运。梁先生说我们不能走日本的道路也不能走苏俄的道路，“但在另一方面看，舍此而外又别无第三条路子可走，委实令人苦闷、彷徨、没办法。”正是这个真实的反映。
二、在民族工业备受束缚之下，整个经济命脉操在帝国主义手中，不图民族的独立解放，侈言建设乡村，是没有出路的，充其量只能在人家的可能允许限度内，替侵略者作些清道夫的工作。
三、在土地所有关系没有变更，还不能“耕者有其田”以前，压榨、剥削关系未能解除，梁先生所理想的美满的社会是不能实现的，其宣传的效果，不过起一种麻醉的作用而已，绝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四、梁先生从其精神论哲学观点出发，想从礼俗、时尚等改革以达其社会的目的，真是倒果为因的看法。他的绝对客观论的说法，只是屈服于现实的极端保守主义的遁词。这种“新治道”虽然也否定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悯人主义，但他却并非向前进的集体主义者，而是回到往古的迷阵中，作一宗法社会的秩序的阴魂。
最后，我们觉得梁先生的种种努力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倾向，而其个人的刻苦，以及某些部分的事情上（如禁烟赌，禁缠足，组织农民，提倡卫生等）或许也有相当的成绩，这是值得我们敬意的。但为了整个民族，社会的出路计，却不容我们不指出这个道理的欠通而加以批判的。（载1937年2月3日至2月6日《文化报》）
这篇文章清晰透彻分析了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多年以后，梁漱溟先生也认识到自己搞的乡村建设是社会改良，他曾经悲哀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过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做不下去。”
显然，共产党人与梁漱溟先生在思想意识上有很大的不同。
1931年10月底，由于叛徒出卖，娄海山被捕，被关押在太原第一监狱。他在1936年8月出狱。他的文章对乡村建设失败的原因分析的中肯、清楚，现在读来，仍然令人敬佩。
娄酉山、娄海山是亲兄弟俩，娄仕林是他们大哥的儿子。娄家叔侄三人对乡村建设的认识不同，他们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附注
丁润生（1913年—1945年2月2日），山东省无棣县白杨乡小马村人。1945年2月2日，丁润生率领的三边县大队在毛家村被日军重兵包围，激战中身负重伤，他饮弹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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