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漳州闹腾了一年，看看光宗皇帝对他搞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赏识，只好倖悻地返回闽北，在建阳同由桥寓所又干起他的老行当，讲起学来。
对学生讲授“天理”，朱熹是不厌其烦的。每当他讲到“皇帝就是天理的化身”时，更是津津乐道，眉飞色舞。
“金朝皇帝是否也是天理的化身？”一个门徒向朱熹提出这样的疑问。
“当然也是天理的化身。”朱熹毫不迟疑地回答，“孟夫子说过，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凡为君主皆受命于夫。听说，金朝皇帝尊孔崇儒，为政以德，有人称他为小尧舜，我看称得上当今的大尧舜。”
“那这个‘为政以德’的大尧舜，为什么要派兵侵犯我大宋的疆土呢？”门徒又追根究底地问。
“读书人不要问这样的事情！”朱熹立即收起笑容，十分反感地说：“今世许多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动不动就要朝廷发兵抗金。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朱熹忌讳别人议论金兵入侵和主张抗金的事情。几十年来，每当他听到主战派要求朝廷收复失地的呼声，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生怕灭掉了金朝皇帝这个“大尧舜”的神威，又惟恐“小民”乘机作乱，会动摇南宋小王朝的统治。但是，他做贼心虚，担心露出自己那副投降派的嘴脸，会遭到举国上下的斥责。所以他从来不在公开场合直言反对抗金，而是而是有意无意的为金人歌功颂德。
朱熹对农民起义残忍的很，并且亲手镇压过农民起义，但对金贵族入侵者，却主张“修政攘夷”，“却敌非干橹（戈），信（伸）威借纪纲”，根本反对武装抵抗侵略，甚至一听到对外的“军”字就反感。对于皇帝任命他的军事职务，因为要管理边防，他惟恐得罪于金朝，一概辞不赴任。在知南康军时，他看到一些作坊为前线赶制步兵弓箭手的铁甲，非常恼火，上了一个“乞住招军买军器、罢新寨”的状子；到浙东巡视时，又给朝廷上奏章，要求大量裁减抗金军费，改拨给地方使用，好让他们这些地方官员中饱私囊。
那一年，有一次，一个道学门徒，特地赶来建阳禀告朱熹：
“外界舆论不好，谤议先生对金兵南侵无动于衷，成天空谈义理，不为社稷着想，不思励志复仇。朝中那些狂妄之士又纷纷声言：要兴师北上抗金，收复中原。”
朱熹听了，紧锁着双眉，满腹牢骚地说，“报仇雪耻，尽是废话！”
朱熹发了发牢骚，仍然余怒未息。他暗想：我朱某何尝不为大宋宗庙社稷操心？如今，农民到处造反，内乱甚于外患，一旦朝廷兴师北上抗金，江南再出个方腊，那就会闹得不可收拾了。
想到这里，他越发心如火燎，坐立不安，特别担心皇上受朝中狂妄之士裹挟而决定兴师北伐，便急急忙忙地给朝廷写了一道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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