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鉴宝大师史树青捡到了一生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漏。史树青的有个小学同学,她丈夫是民国时期蒙疆使者陈宧的儿子,叫陈仁恪。陈仁恪为了贴补家用,要卖些旧书画,就找到了当时在京城文物收藏界已经鼎鼎大名的史树青。
陈仁恪卖的书,主要是一些元朝史书,没什么特殊价值,但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半身却引起了史树青的特别注意。在史树青记忆中,成吉思汗画像过去见世仅有一幅,还是明朝人仿制的;而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
虽然史树青当时不能一下子就确定这是不是元朝的画作,但他觉得这幅画中肖像应该很接近真人相貌了。史树青花几元钱买下了这幅旧画,然后就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
后来,这幅画曾经过几次认真地鉴定,1962年张珩、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专家再一次作集体鉴定,确定是画匠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凭着记忆绘画的,是元朝时期祭祀用的画像,应该列为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
成吉思汗画像的发掘,不仅突破了博物馆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的零记录,更有着广泛的社会价值,它作为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被广为引用,我们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总是拿它作为重要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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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物鉴定行里,花很少的价钱买到很大价值的文物,叫做“捡漏儿”;过目即知真伪、价值几何的鉴定文物的学问,称为“眼学”。史树青捡过许多漏儿,而眼学也就修炼了一辈子,并乐此不疲。
史树青经常随考古队,奔赴全国各地去考察鉴定。1958年他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曾至乌鲁木齐、喀什、和阗、民丰、伊犁、塔城等地调查少数民族历史,编写简史、简志,参加哈萨克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树青参加了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遗址的发掘,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周战国遗址发掘、山西侯马遗址调查等等。其中,以1980年调查、鉴定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群最引世人瞩目。
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孔望山石刻的内容是孔子给弟子讲课。而史树青考察后认为是早期佛教造像群。它以释迦牟尼涅槃,弟子举哀为题材。开凿的年代为东汉,比敦煌石窟还要早200年,是目前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石刻。这一新发现,对中国雕刻艺术史、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开拓意义。后来经过申报,1982年国务院批准孔望山石刻群为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社会工作之余,史树青勤于笔耕,发表了许多著作。由于深厚的文史知识底蕴、丰富的鉴定经验,史树青从20世纪60年代起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还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讲学。从1973年起他还多次担任中外文物交流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弘扬中国文化传统。
2006年,84岁的史树青从地摊上捡漏买到了一件宋代的瓷瓶,是哥窑制作的“金丝铁线”。史老这次要把它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虽然很客气地派来两个年轻人登门相见,但是来人认为瓶子是假的,婉言谢绝了。史老伤了一次心。
国宝不能回家、进入国家的博物馆固然让史老伤心、着急,但更让史老伤心的是:自己看着是真的国宝,年轻人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是自己老眼昏花了呢,还是自己满肚子的学问没人懂,无以为继了呢?
前面提到,史老担任了名牌大学的教授,带了不少学生,但其中不少弟子已经弃学经商去了。虽然能理解“他们也要生存”,但是在史老的观念中,做学问就是要专心做,参与了商业活动是会耽误研究学问的。做文物需要专业知识,要有眼力,抱着发财的思想,急功近利,肯定要上当的。现在能安心读书钻研专业、创新提出独立见解的学生太少了!
耄耋之年的史老还在为文博鉴定事业的未来忧心忡忡……(来源:史墨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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