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我的班

我的同学我的班

      1979年7月中旬的一个夏夜，少年董忠泽和我躺在富盛中学操场的一张乒乓球桌上，我们仰望星空，用有限的想象力进行了即景抒情。这些交流是零散的、松弛的、漫无主题的。之前几天，作为同班同学的我们刚刚参加了这个国家的高考，那种临门一脚的冲刺在给我们带来新的悬念同时，也释放了中学时期的最后学业压力。

    第二天一早，住校毕业班生的董忠泽用竹制扁担挑起一副行囊，一端是被捆扎成炸药包一样的暗淡被褥，另一端则挂着一只装有课本等杂物的洗脸盆。他准备离开这所学习氛围浓烈的公社中学，回家等待高考录取的消息。我们没有依依不惜的道别仪式，一切都如一个普通的周六回家一样。

    清晨的阳光给少年忠泽勾勒出很好的肖像轮廓。他肩挑铺盖，一晃一晃地走出校门，没多久，董忠泽矮小的身影就消失在庞公山脚下的田垄上。他将徒步走回30里外的家乡董家哒，一个比富盛镇有着更高、更多大山的小村落。

    这一分别，便是三十年。

    当我们再次相聚时，已经是今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了。它通过一个时下流行的聚会模式——同学会——将这些失去联系多年，已生活、工作在各地的中学同学聚合起来的。

    这个普通星期天的上午，昏暗的酒店大堂到处都是张望的中年男女。他们警惕地留意着周边的人，试图从中找出三十年前熟悉的面庞，偶而，会有几声惊呼传来，是那种带着不是很肯定的身份判断，被核对成功的双方在惊喜的同时，马上又陷入另一种困顿，他们无法从一种自然的寒暄中从容地进入更为自然的聊天境界。

    断断续续的对话，张冠李戴地和身边走过的昔日同学打招呼，整个酒店大堂弥漫着回忆和感叹的气氛。那一刻，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社会角色中慢慢抽离出来，去适应被大声称呼自己的真实姓名，而在之前的几小时，他们的姓氏背后要么被加上了“总”，要么被加上了“老师”，再不然的话，也会在姓氏前添加一个“老”字。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希望被唤成小某？

    都在回忆一些梦境一样的细节。好多时候，一方在兴奋地叙述，另一方却一头雾水。矜持的表情，尴尬的笑容，大家都在努力进入自己的记忆隧道。

    毕竟过去了三十年，那些残存的记忆早已碎片化了，新的印象尚未建立，旧的记忆却已模糊不堪，难道去说彼此都不熟悉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吗？这中间的断层是三十年的真空时间，这一时间跨度，也正好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三十年，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都和他的国家一样，经历了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迁，如果不是因为同学这一神圣的概念，我们早已形同路人了。

    整整三十年，这漫长的岁月足以能办7次奥运会，读7次本科外加一个两年的研究生，看30场CCTV的春晚，领360次工资，30年，可以更换无数任总统，能让历史书写一笔不可忽略的章节，也可以让一个伊拉克由富足的国家变成穷的叮当响的灾难之地，即使换算成一种惩罚，30年牢狱的代价也足以让一名政府官员丧心病狂地贪污或受贿上亿人民币。。。

    当然，那个曾经的少年董忠泽也出现在酒店大堂，秋风吹拂着中年老董脑袋上有限的发丝，他毫无悬念地向人们展露了自己光亮的前额，还外配一张已经发福的坛子脸。那一刻，我们甚至都略显迟疑和犹豫，遥远的记忆面对现实的形象出现了短暂的对接困难，但马上都被对方认出，三十年的时间和空间瞬间被戏剧性地展开，它甚至让你来不及酝酿那份激动的心情，就被巨大的形象落差所震惊。

    中年老董哆嗦地从钱包中掏出一张褪色的合照，对我说，你自己看吧。我一惊，梦一样地回到了自己16岁时那张稚气未退的脸，照片中的少年总泽在详装微笑，单纯、青涩、厚道，那才是我熟悉的忠泽，然而还有一个又是谁呢？身边的老董不可原谅地指责道，朱伟强啊。天哪，是那个每周从家带来母亲做的霉干菜的伟强啊？！他一下子从我的记忆中活起来了——先是带着脆亮的说话音色，然后是一晃一晃的行走姿势，是玩世不恭的那种，当然，这是装出来的。再然后，哦，一片接一片的记忆，象一帧帧打开的网页。如果是电影，它一定和《美国往事》一样，Noodles，还有他幼小时的伙伴，成天游荡在哈林区，打架闹事，爱恨交织。这些美丽的人生第一章节在时过境迁后，依然生动地能从我的内心深处激起层层波澜。你会觉得时间原来没有象说的那样漫长，它的感觉几乎和你去国外出差回来一样，仿佛就发生在不久前，只是相隔了一下空间而已。

    如今，老照片上的三个人都早早地进入了四字头。他们各奔东西，互不联系。79年那个夏夜后，少年董忠泽去了遥远的西北，在以白兰瓜为自己城市诉求的兰州塑造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四年后，带着天之骄子的荣耀和朝气回到了浙江老家，在一所大学任教，无一例外地经历了恋爱、娶妻、生子的过程。期间，喜悦和苦恼象春夏秋冬一样来回更替，新同事变成了老同事，朋友圈中开始掺和着说不明道不清的利益关系。那时的忠泽还想起过当年的中学同窗吗？还有那个空气新鲜、山林葱绿的董家哒以及在那里的儿时伙伴？

    同学会被布置的如同一场严肃的政府会议，我们陌生地坐着，努力地将自己回到当年的教室里——那个夏天炎热，冬天寒冷的教室。那里有我们的纯真的欢乐，朴实的同学情感，艰苦的学习环境。我们私下里议论着老师的外貌特征和课堂上的口头禅，对一些女同学进行夸张的带有讽刺性的描述，偷摘校园外的农家地瓜然后甜蜜地享受。。。。。。

    召集人在书面朗读开场白，字里行间依然充满着中学时代的写作痕迹，然后是班主任的讲话，依然是书面的，厚厚的一叠讲稿。他的发言将他带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许多广为人知的细节被重新提及，感动着所有的参会者。我的这位班主任一生热爱读书，可命运一直压制着他的这份高尚追求，他感性、执着、理想，把全身心的热情和关爱倾注给这批山区的孩子。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和班上的几个同学的合影，一排坐着，一排站着，陌生地对着镜头，当年的班主任和我们现在的年龄相仿，他周边的孩子都是当年的我们，相片弥漫着英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的海报画一样的氛围。看着它，我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胸口堵着，想哭的感觉。

    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相似的感受，否则他们不会走到这个相同的空间。在30年前那所简陋的乡村中学，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朦胧地希望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没有象现在的人们那样，明确而具体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只想走出山村和田野，去城里，去单位，去更为遥远的地方，做和知识有关的工作，而不是象自己的父母一样，在家乡务农劳作。

    如今，他们都基本做到了，几乎都居住在城里了，只是，这个城市拥挤了一点，没有了山，没有了田野，没有了新鲜空气，有的只是压力。

    再也不是靠学习成绩来分三六九等了，大家也不关心这些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骄傲的价值参照系，言谈举止也都带着自己的职业痕迹，它简直是这个社会职业结构的缩影，而这些，都在这30年中慢慢塑造成的。如果人生能和影像资料一样倒退回去的话，他们依然会不分彼此地在打闹嬉笑。可惜它不会。

    每个人的发言都无一例外地在叙述校园一别后自己的生活轨迹，数列着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中被认可的成就，仿佛在验证30年前自己的判断和努力结果，而那些默坐着的同学，在平静而陌生地聆听，在他们脸上，你再也看不到因不服或者妒忌而引起的复杂表情。就如同鲁迅在《故乡》中所写的那样，儿时的伙伴闰土见着阔别多年的鲁迅后，平静地叫他“老爷”一样。

    中年老董和我挨着坐在会场上，我们依然象30年前的夏夜一样，意识流地聊着自己和其它同学过去和现在，悄悄地核对着周边的同学，谁是谁，这些熟悉的陌生人。是的，我的这些同学们，都和自己一样在默默地老去，所幸的是，我们还有青春的记忆，这些，至少能暂时对冲一下现实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