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清流士人集团中当然包括一些在之后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袁绍和曹操，而曹操的身份又更加特别一些，他不能算作清流，陈文中将称为“浊流”，陈寅恪先生著作中称曹魏为“法家寒族”政权，但是面对凉州武人集团对于当时天下局势的改变，曹操的态度无疑仍然处于整个关东清流士人集团的范围之内，曹操的特殊性及其在以后历史中的种种选择，这是更加深远的问题。
在此我们也看到，在观察一段重要历史时期的时候，我们经常不得不追溯到之前的历史阶段，也不能不接顺之后的历史发展，具体到董卓入京，董卓本人作为三国历史中第一个大人物，他的昙花一现和覆灭，往前于东汉末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往后又对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上述两个集团之外，洛阳朝廷中，此时宦官集团刚刚遭受灭顶之灾，何进虽然被杀但是何太后尚在。陈文明确指出，这个时期的汉朝廷，其实暂时回到了东汉历史中的常见形态，即太后临朝听政的状态之下，如果这种状态得以延续（至少几年时间），太后临朝的态势得以稳固，那么看似衰落的外戚和宦官两股势力必然重新发展并扩张，这两股势力架空皇权互相争斗之势也必然重现，这是董卓进京之时东汉政局和洛阳朝廷沿内在逻辑发展的潜在道路，也即一条“可以设想的道路”。只不过，何进在失去理智的状态下召董卓、丁原进入京畿之后，一股强势力量进入洛阳并阻断了历史走回东汉老路的可能性。
董卓的行为及其逻辑
董卓进京之后的两个关键性政治举措：废少立献以及逼迫何太后归政，其意义都在于根本改变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循环，即彻底摧毁外戚干政的根基，同时彻底将皇帝傀儡化并对皇帝-宦官集团的发展严密监控，这些举措当然都是出于董卓自身的政治诉求，最低限度来讲也是成为王莽（篡汉前）一样的朝廷实际控制人，最终目标则无疑是代汉自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董卓对于朝政的改造也确实达成了一部分关东士族集团的诉求（也或许可以说顺应了一部分天下汹汹的公议），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士族集团对于董卓当然以不合作为主流，但是，留在洛阳朝廷的士族与董卓的关系，也大有可反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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