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帆现正攻读剑桥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暑假期间,她回了国,连续在四个城市举办工作坊。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麻省理工大学奥托教授提出的U型理论,和大家分享“如何活出砰然心动的人生”。
我参加了上海那一场工作坊。第一天课程结束后,到临睡前,我发现脑子里一直在单曲循环着一个旋律: The river is flowing, flowing and growing, the river is flowing, back to the sea…… 更神奇的是,隔天一早我和小伙伴们闲聊起这事,大家也都点头,说:欸!我也这样!
而这首歌,其实一帆只教我们唱了几遍。没有伴奏,她单手抱着非洲鼓,另一只手DA~~DADA地打着节奏,赤着脚、绕着中心的圈,带着我们一起唱。不知是这歌太有魔力,还是我们太久没有像这样放声唱了,所以才对这歌印象特别深?总之,到现在,工作坊结束快2个月了吧,我还能哼出这歌来。
但,令人印象深刻的,何止是歌呢?一帆给人的感觉太强烈了,她不像是生活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倒像是生活在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电影里,有着各种挣扎和痛苦,总体却能让看了的人特别开心。
在她上初、高中的时候,她的朋友们都说她像Maria,就是电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里的家庭教师,会带着孩子们,跑上山头,唱Do-Re-Mi:Do- A deer, a female deer;Re- A drop of golden sun;Mi- A name I call myself…… 走着唱、跳着唱、骑车唱、坐马车也唱。
一帆自己也很喜欢这部电影,“哎呀,我当时好喜欢《音乐之声》,我小时候看,看了七遍。”
①
一帆给自己取的网名叫“小野人帆帆”,以前看,并不觉得有什么。诶,听她回忆起以前的故事,越听越觉得,这名字取得真合适。
她从小就野,带着一帮朋友们,生火堆、烤鸡腿,偷丝瓜,还做过水气球来砸校长。14岁前的她,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大(dai)王(比孩子王还要再高一级),无所不玩,无所不作。
从幼儿园到初中,一帆都待在一个小社区里。总共100个孩子,一路从济南炼油厂子弟幼儿园读到济南炼油厂子弟初中。生活于她,简单又快乐。
即便到了初中,少不了有升学的压力和烦恼,一旁也有爸妈尽力地护着。
一帆的生物成绩当时是她们班最好的,生物老师希望她能去代表学校参加山东省生物竞赛,但她不想去,就随口胡诌了个理由,说她爷爷去世,得回家参加葬礼。
生物老师就给一帆妈妈打电话,询问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妈妈一听就知道她在撒谎,赶忙帮她圆过去说:是啊,是啊。生物老师说什么,妈妈都说是。
回家后,妈妈跟一帆说,一帆,你下回能不能编一个好一点的?
她回:我没把活人搞死。一帆爷爷在她四岁时已去世。但我觉得后面还应该跟上几个字,“我没把活人搞死(就很不错了)”,这才更像一帆,让人又好笑,又好气。
当年中考,一帆考进济南市的前100名,便升到山东省最好的高中——山东省实验中学,而且是实验中学里的实验班。前路看起来一片坦途,周围的同学们都是奔着北大、清华去的,可她却说,高中把我害惨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得了抑郁症。
当时一帆所在的实验班,有近一半同学通过省招而来。青岛市第一名、淄博市第一名,通通都在她们班。她原本是班里的佼佼者,甚至还因为中考成绩优异,被登在了济南炼油厂的厂报上。到了高中,她却成了倒数。然后当老师问:班里有哪些人以前当过班长啊?齐刷刷地,一排人,举起了手。
“我顿时觉得,自己那个小小的自尊啊,身份认同啊,全部都没有了。就14岁到16岁,是我人生中,最没有自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地高考,考上一个好大学,否则我就没有出路了。”
这是这个少年第一次需要真正面对来自内心的发问:要成为他们吗?
她不想,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挣脱,只得努力学习,努力摁着自己的本心。直到一根救命稻草出现,她紧紧地抓住,才又恢复起原本的生机来。
高二下学期,她们学校有一个赴新加坡留学的机会。一帆就给爸爸打电话,问他要不要去。爸爸一向开明,也了解以女儿大大咧咧的性格,待在国外能相对舒坦些,就说:“去啊,有什么的,就申请试试啊。”
整个申请过程持续了有几个月。期间,她参加了高考誓师大会,校长在讲台前慷慨激昂,激励大家要发奋学习。她站在那儿,只觉得五脏六腑像被扭成一团般难受,她祈愿:天啊,我真希望我能去新加坡。
“如果去不了,我明年还要去经历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过来。”好在,她最后去了新加坡,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②
但纠结没有停止。她去到世界级顶尖的大学,却依旧觉得很孤独:多数人选择的标准仍然是功利主义。以选课来说,喜不喜欢不打紧,是不是容易拿到高分,才重要。
“你知道吗?周围的人全部都奔着成绩选中文课,你跟新加坡人、马来人一起学中文,当然成绩能最好啦,但这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她选了一堆,可能在别人看来“无用”,她却感兴趣的课:德语、法语、哲学、中国古典文学、欣赏印度建筑等等。结果是,整体成绩被这些辅修课拉得很低,她很难过,但一方面又觉得敢这样做挺棒的。然后临到毕业时,又会开始担心成绩是不是不够好。
她心里像是住着两个小人,总在互相拔河。这一次,她要选一个大学去做交换生:是选美国、加拿大的名牌大学,还是去她喜欢的城市——维也纳。
她不是不知道,如果有在名牌大学的交换经历,会方便于她日后找工作或者再深造。只是,只要一想起,她从小就对维也纳充满了向往,她喜欢的《音乐之声》、《爱在黎明破晓前》都在奥地利取景拍摄,她就受不了,“豁出去了,我就要去维也纳。”
面试时,老师只问了她一个问题:“我们学校从没有人去维也纳科技大学交换过,维也纳只有一个大学可以供数学系交换,就是维也纳科技大学,而且他们学校全部都用德语上课,你确定吗?”
一帆点点头,“我确定。”
“好了,你过了。”因为除了她,没有其他人申请。
生活在维也纳的日子,又回归到简单和快乐。她每星期去一次金色大厅,去一次国家歌剧院,无论听得懂,听不懂,她都去。没什么钱,她就买个3、4欧的站票,站在后面,享受歌剧,享受芭蕾,或者只是单纯享受氛围。
周围朋友聚在一起,不是吃饭,就是喝酒。她觉得无聊,就自己一个人去玩。她会每周四晚出发,去一个地方,比如布拉格、波兰,玩上一个周末,周二才又回到学校。就这样,半年时间,她把整个欧洲玩了一圈。待到大学毕业时,她已旅行了30几个国家。
③
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才聊到她在大学里的故事。接下去,她要做个案咨询,而我要赶赴下一个约,且我定了傍晚回杭州的票。但我还是决定要听她讲完故事,于是改签了车票,约她忙完后继续聊。
我们约在同一间咖啡馆。晚上,我提前回到那儿,一帆还在做个案,从中午采访,到下午连接了两个咨询,一帆几乎没有休息。我担心她会不会太累,她摆着手说,哎呀,不会不会,我没那么娇气。
接着中午聊的话题,她回忆起一路走过的挣扎,感慨地说:“不管别人,我始终这一路,从高中开始,都像是一个理想在跟现实打架的人。大学的时候,别人跟我讲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会活不下去。我就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理想主义者,怎么样能让理想变成现实。”
在对自我的质疑下,大学毕业之后,一帆选择进了投资银行。一方面,是她看到数学系最聪明的人也这样,而且这个行业自带光环,收入又颇丰;另一方面,她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
进了投行,她再一次感受到孤独,她形容那里是绝对物质主义的地方。每次要装做不是自己的自己,她心里就会特别拧巴。
刚开始几个月,一帆还会在办公室里,和同事们说说笑笑。她的学姐就提醒她,帆帆你要注意,这些话不可以在办公室说。
她开始意识到,她得注意职场里的明规则、潜规则,不能时刻按本心而为。她渐渐变得不敢表达,觉得同事的工作不应该那么做,也不敢说,怕影响关系,或是得罪老板。
这大概是我们刚入社会时都会面临的问题:是按规矩,还是随心?是要文明,还是原始?To be or not to be?
一帆很挣扎,她说,我当时都快抑郁了,每天早上不想起床,起床也是逼不得已,然后每天上班都迟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
那时候,她有个念头,要给妈妈打电话。电话里,她说,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想辞掉工作,上路旅行。
妈妈说,你真的想去就去啊,但是你要不要再等两年,妈妈跟你一起去。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妈妈一直在这里。你也不用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穷苦,做沙发客,饭也不按时吃。
说到这里,一帆的眼眶有些泛红,“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妈妈对我的爱是无条件的,不是说我一定要做什么,她才爱我。”
2012年9月,她提交辞职信。她当时的老板希望她能再多待2个月,总共4个月,并允许她可以只用一半的时间做项目,其它时间可以做她喜欢的公益项目。
因为知道马上要离开,她也就什么都不怕了。以前周末旅行,周一得背着个大包回公司时,她总偷偷摸摸,生怕被别人讲。
在那四个月,旅行回来,她也不管是不是穿得吊儿郎当,拎着大包就直接走进办公室。有人问起,她也能理直气壮地回,对啊,我就是周末去普吉岛潜水了,我就是去做沙发客了。
当她敢讲实话了,她发现周围的人也敢讲实话了。他们会跟一帆说,天啊,你好勇敢啊,我也不喜欢这份工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哪儿来的勇气,我也跟你走,好不好?
据说,一帆走时,她们部门的人也接二连三地走了好几个,后来她的老板也离开去了南非。
这一次,这个少年,已不用再问,需要成为他们吗?而是问,要成为怎样的自己。带着这个问题,她开启了一次既是探索世界又是寻找自我的冒险之旅。
④
原本只计划重走丝绸之路的她,接着又去到美洲,在洪都拉斯学自由潜水,在危地马拉学形而上学与清醒梦,还在秘鲁高原上学习静坐和瑜伽。她也不管学了有没有用,而是完全随心,想学什么就立马去学。
“但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一直飘下去,不是说金钱的原因,而是说我需要在一个地方真的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树。而且我也不太希望我要一直跟别人相遇、告别;相遇、告别,我想要一个更加健康、生长的一个社区,我需要跟这些人有长久的联系。”在危地马拉时,一帆有了这样的想法,而这个想法也促使她去考虑是不是要再去读一个硕士,学自己喜欢的专业。
旅途中,她参加了美国哈佛种子班,遇到了很多学心理学、教育学的人。听他们讲所学内容以及学习这个专业对他们生命的改变,她有八成确定,那是她想要的东西。于是,在后来申请硕士时,她选择了心理与教育学。
关于学校,一帆其实最初想去的是美国的大学,比如哈佛、斯坦福。但阴差阳错地,她被剑桥大学给录取了。
旅行归来,她也没闲下来,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世界是我念过最好的大学》,众筹了学费,又一路搭便车去剑桥。
流浪近20个月,在快抵达剑桥的路上,她在手机里写下了一段话。她说她当时其实很忐忑,在路上能给她一种家的感觉,但她现在马上就要跟这种生活告别了,而且她还有另外一层担心:从投行辞职,是因为她觉得她没有勇气和力量去应对主流社会的规则,可剑桥也是主流的,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又会变成在投行时的状态。
于是她写给自己说:“我希望我能带着我在路上,用两年收获来的内在品质进到剑桥。保持对陌生人的敞开,保持不带评判目光去地看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保持爱的状态,保持没有恐惧心和焦虑心,因为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都只是一种标签而已。”
在害怕与忐忑中,她开始了在剑桥的新生活。她真的有如她写的,把在旅行之中所学,践行到生活里。她接手了一个花园,周末带着朋友们一起种菜;也还是会学习瑜伽,每周一次。
一帆现在在研究中国的华德福教育,那是因为她第一次参观华德福的学校时,就感动得哭了。
她一走进教室,看到老师带着孩子们又唱又跳,眼里是无尽的爱,整个教室充满了艺术和美。然后有一个小男孩突然回头看向她,她的眼泪就没忍住,哗哗哗地流。
“当时就触动到我了,我对我小时候是有评判的,我会说我很叛逆啊,不是三好学生等等,我也一直很想学音乐嘛,我就想我要在那样的环境下生长该多好。而且我也被小孩子的感觉触动到了。下课的时候,有个小孩儿跑去问老师,老师,你初中的时候还会再教我们吗?我就说,天啊,他可以这么爱那个老师。”
到第三学期写论文,写着写着,她越发觉得有种使命感,要把现有我们教育中的问题呈现出来。这真像是生命的回旋,一个曾受制于主流教育的孩子,冲破层层桎梏,要来解救还在受困的孩子们。
To be or not to be?最常见的翻译是,生存还是毁灭?放在一帆身上,或许应该译成:是理想,还是现实?是出世,还是入世?是原始,还是文明?
当工作坊结束时,我和一帆,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一起走在地下车库,她带着我们,每人负责一个声部,唱起不知道是不是她自编的拖拉机之歌。
“嘟~~~嘟~~~”一帆一边唱,一边比划着手,像个孩子一样,玩得特别开心。
我猜想,这个少年,已经不再烦恼,要成为怎样的自己。
Ting说:采访完CC,阿吉哥立马向我推荐一帆。他说一帆既有向外探索——环球旅行,又常去做内观(印度最古老的自我观察方法之一,常有的“十日观”,需要连续十天,每天打坐冥想10小时),对于该“怎么活”,肯定有不同的见解。
但她的活法,归结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相信自己的心。
采访时,一帆问我,我讲得有没有价值啊。
我回她说,你的故事本身就有一种价值。还没有说完的话是:你让人看到,不是只有向现实妥协这一种办法,我们还能向它反击,甚至取胜。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