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几年前，曾在报刊上读到一则报道：一位普通的工人父亲周弘在面临幼小的女儿双耳全聋的事实后，开始了为女儿寻求打开无声通道的艰难历程，他实施的赏识教育，重塑了女儿的生命，把一个全聋的女儿培育成为出色的大学生，创造了父亲与聋女的双重奇迹，谱出了一曲教育—就是对生命尊重的颂歌。在女儿的情感世界里，父亲是她生命的再造者。
凡读过朱自清《背影》的人都曾经为作者描写父亲送他上火车时买来橘子“探下身”“穿过铁道”“爬上月台”“两手攀着”“两脚向上缩”的背影而动情。在儿子眼中，父亲为他买橘子的老态臃肿的背影是刻骨铭心的拳拳父爱。
学者周国平在发现女儿妞妞一岁多时眼睛患视网膜母细胞癌，须手术摘除眼球。但父亲不能接受女儿眼睛将成为一个空洞的事实而放弃了治疗。女儿逝后，父亲痛悔不已，在强烈的悔恨中自责，在他的《妞妞
—一个父亲的札记》中写道：“由于错误的选择，导致了妞妞生命的丧失。”这种近乎残酷的自我解剖勇气，我认为是最挚诚的父爱。
而著名漫画家丰子恺从自己四岁的孩子最喜欢“逃难”的率然回话中，得到启示：“孩子最能看到事物的真相。”
有这样童趣善解力的父亲，在孩子们心中一定可亲可爱，可敬可佩。
一千个儿女就有一千个父亲的形象和父爱的印记。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已独特的生活阅历和父爱体验。
文革时期，我的父亲遭受了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各不相同的的厄运，强制劳动改造是最基本的惩罚。挑着沉重的砖块上盖房的跳板、端着电钻打防空洞、炎热的夏夜一个人下一车石灰、天天搅水泥浆等等，父亲什么苦事都做过。两派系武斗时，一颗流弹打死了一个逃难的人，在8月烈日暴晒的中午，尸体发出恶臭，造反派命令父亲把尸体埋掉。一个老知识分子他不善长干掩埋尸体的事，那时父亲头上的白发已是星星点点，他挥着锄头挖坑掩埋尸体，汗水浸透了衣裤。我自然没看见这一幕。那天午后，我在窗口见父亲光着上身，眼镜滑落在鼻翼上，张嘴大口踹着气，全身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从房前的小路走进家门。他小心翼翼地把衣服放下，从衣服里取出半瓶白酒，轻轻搁在桌上，我看见父亲眼里盈满了泪水，神情黯然而激动，我想是父亲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而伤感，妈妈进屋，父亲坐下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连声地说道：“王师傅好人啦，好人啦！”
他说，我在树林里刚埋好尸体，王师傅悄悄过来递给我这半瓶酒，叫我拿去压压惊，嘱我藏在衣服里，不要叫人看见了。父亲喉头哽咽着。母亲用杯默默地为父亲倒出白酒。
我那时十二岁，还不完全懂得王伯伯善良之举的含义，只是觉得父亲大热天受这种苦晚上有口酒喝真好。也不太理解父亲为有半瓶白酒而落泪的心情。
但那天下午亲眼目睹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永不能忘。
一个老工人，他冒着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的风险，拿出半瓶当年难得买到的白酒，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而这半瓶白酒，让我的父亲感概万分，热泪盈眶。
王师傅也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不过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名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可他明白情理，知道善恶，他的灵魂中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辉！
1979年后，父亲重获新生，每当吃饭时端着酒杯啜进一口酒，有时酒滴在桌上，他会用手沾那滴酒在舌上，总会啧啧两声：“当年那半瓶白酒壮了我的胆呵！”
我明白，父亲心里涌动的是对王师傅的感激之情。
这件往事已经过去五十年，回忆起来却如同昨日，它是我心里永远的痛，也是存放在心里感激的泪。
还是那年的夏日。全家五口人靠父亲每月40元的工资维持最低生活。父亲天天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回到家后还要为一家人每天的衣食操心。一天，父亲拿出5元钱要我去粮店买10斤米，当时每斤米1角4分2厘。我用布口袋扛着米，回家后从口袋里把钱拿给父亲，父亲接过钱一数，怎么多了5元？他说：你怎么不仔细看看还给人家，不知道人家现在好着急，快去退还了！我心里一阵窃喜：家里这么缺钱，多5元真好。我犹豫着迟迟不动脚。父亲见我不动，喊到：还不快去！我不敢再迟疑，赶紧跑到粮店，从卖票的小窗口胆怯地伸进手，向售票阿姨说明了原由，果然，阿姨接过我退还的钱时，连声道谢，说：“小妹你可救了我了！”
我的父爱，是父亲在他的每一个行为中无声地传递给我的，没有如母的温情，没有严厉的训斥，也没有谆谆的教诲，但却无形地影响着我生命的每一个思想和行为。
非常欣赏冰心老人这句话：“父爱是沉默的，如果你感觉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
父亲，是静穆而坚毅的高山！
当又一年父亲节来临之时，我忆起了这两件往事，我把对父爱的理解献给已离开我整33年的父亲，愿他在天堂里静静地渡过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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