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她讲述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被挑选出来，进入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严歌苓化身为书中的女兵萧穗子，以她的视角记述、回忆、想像。

最诚实的青春与爱情——《芳华》

《芳华》塑造了一组文艺兵群像。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芽。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大江南北被挑选出来，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担负军队文艺宣传的特殊使命。质朴善良的“好人”刘峰、因不良习气被集体歧视的何小曼以及林丁丁、郝淑文、萧穗子等情感的缠绕、交集，大相径庭又出人意料的人生归宿，令人感到唏嘘不已。

      小说用四十余年的跨度，展开他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是为了讲述男兵刘峰的谦卑、平凡及背后值得永远探究的意义。

真实的青春

      “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不用去想象、不用去创造，全是真实的，我写这座楼，就回忆这里的地形地貌，哪里是排练厅，哪里是练功房，脑子里马上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  　　

    “我们是信奉平凡即是伟大的一代人。”严歌苓在书中写道。她将“平凡即伟大”的极致倾注到小说中的“好人”刘峰身上，他超乎常人的心灵手巧、超越自我本能的善良和利他心，他以“模范标兵”的姿态在被需要中活得心满意足，却因一次“触摸事件”遭遇人生巨大转折。  　　

      这是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最直接地倾情赞美男主人公的一部作品，她自述也是代表自己以及同代人对当年的愚昧、浅薄深深的忏悔。这种自责缘于“那样一个英雄，我们曾经给了他很多的褒奖和赞美，但却没有一个人把他当真正的活人去爱他。你做好人在女性眼里是没有用的，你把他推到荣誉的高端，一切都是空的。”

爱情

快节奏掌控着现代人的生活，一切是速成的，一切也会速朽。《芳华》里那些缓慢、克制的爱情，那些耐着性子等待一个人成长、等待一次告白显得如此遥远而奢侈。  　　

      “在这个没有情书的年代，我对爱情的想象力非常苍白。”谈起爱情观，严歌苓仍透着传统和浪漫。她觉得理想的恋爱是要会写情书，两个人要用心去表达，“情书都不会写，这是不是很大的遗憾？爱情的各种段落，你缺了很诗意的段落，那不很惨吗？”  　　

      在严歌苓看来，每张纸上写下的情书都是实实在在的，相当于白纸黑字的一种结盟，这是有意义的，就是在潜意识里一次一次确认这个爱情。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享受或者折磨没有经历的话，她不知道这个爱情怎么谈。

      关于冯小刚翻拍的《芳华》，严歌苓说：“电影拍得非常美，我觉得现在看青春爱情片的观众们看后会觉得满足。我们那个时候的爱情是被禁锢的，男女之间的触碰也是禁锢的，由于禁锢而产生的这种美真的非常动人，会让人感觉，原来任何情感，任何美的东西都是带有一点哀愁的。”

严歌苓的芳华

  “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跳舞跳了8年，后来又当了5年创作员，这段时间，我和战友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所以，这部《芳华》可以说是最贴近我自己、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严歌苓在一次访谈中谈到。

      “《芳华》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在叙述人和我自己之间游离、变换，似乎是真的，又似乎是假的。占取了一个虚实之间的便宜，所以讲了大量的真话，也讲了很多我对当年的一些战友，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很多对青春里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有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4个女兵不同的命运。”带着这样的反思，严歌苓在《芳华》的写作中有不少推心置腹的话。

仔细考察严歌苓的小说，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大众化的因子，取材上多以寡妇、妓女等弱势女性为主，情节上多以曲折情爱描写见长，结构上一波三折，细节描绘上多斑斓色彩，都是普通观众所易于接受的内容；很多电影化的镜头，极易被导演看中，也利于拍摄。这无疑扩大了严歌苓小说及电影传播的空间，是对严歌苓创作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延伸与普及。——刘红英

最诚实的青春与爱情——《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