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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讲述了一个强权机构统治下的人性复苏的故事。
这个强权机构就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Stasi)。
斯塔西徽标“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家安全的缩写),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成立于1950年2月8日,总部设在东柏林,是东德统一社会党(SED)最重要的监控和镇压机构。其前身是“科密塔里亚5号”(Kommissariat 5,简称K-5),斯塔西成立后由苏联国家安全部(MGB,即后来的克格勃KGB)委派官员担任各个部门负责人的教官。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和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其宣传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überall),主要任务是寻找并逮捕所有反对东德向苏联模式转变的反对者,它拥有自己的监狱系统与武装力量。
位于柏林诺曼恩大街(Normannenstrasse)的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总部),由49栋楼组成的庞大建筑群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在1957年至1989年担任部长期间,把斯塔西打造成为高效、精确、完备、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将德国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务活动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塔西从初创的1,000人发展到1989年的91,000名正式探员,另有记录在案的18万名“非正式探员”(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缩写:IM,早期称之为“告密者”GI),而不在档案之内的线人更不知有多少。斯塔西建立起约600万(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东德公民的监控档案,利用恐惧和猜疑控制民众,他们标榜自己:“克格勃很残酷,但斯塔西是完美的”。
斯塔西中高层探员合影在东德,公民没有隐私,斯塔西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斯塔西总部拥有柏林地区所有住宅的备用钥匙,待监测目标外出时,探员就打开房门,用拍立得相机拍下物品摆放状态之后,逐一翻看查找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再把物品恢复原状,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对目标的秘密搜查。
这张照片拍摄于一名东德少年的房间,有人向斯塔西举报该少年亲美 伪装成游客的斯塔西探员 斯塔西探员培训现场抓捕 斯塔西便衣探员抓捕示威者,拍摄于1989年10月7日(东德建国40周年)IM渗透到东德社会的每个机构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和个人关系,他们负责监视并检举自己的同事、老师、同学、朋友、邻居和亲属。这些被检举揭发的人包括被认为没有忠于“党的原则”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异己,也包括那些想逃离东德的人。根据估计,东德大约有25万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捕,在审判后被关押到各地的斯塔西监狱。
“斯塔西”监狱之一的霍恩施豪森监狱,从1951年到1989年关押过数千名政治犯和越境者,这座监狱从未在东德的地图上被标明过。现在被改为为柏林霍恩施豪森纪念馆(Berlin-Hohenschonhausen Memorial)向游客开放,以警示后人。埃里希·米尔克担任斯塔西部长长达32年,是东德人最惧怕的一个人。他在1989年辞职不久后的一次议会发言——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时说:“我爱…我爱所有人!”……1993年,米尔克因谋杀罪被判处六年徒刑;出于健康原因(老年痴呆),于1995年初被释放出狱,此后再也没有受到审判。2000年5月21日,米尔克在柏林一家养老院去世,终年92岁;在他葬礼结束的数小时内,墓前的鲜花和花圈被群众撕成碎片。
埃里希·米尔克(中),拍摄于六十年代 德国纪录片《埃里希·米尔克——恐怖大师,2015》(Erich Mielke - Meister der Angst)开宗明义:“恐惧是斯塔西高效率的关键,而米尔克是恐怖大师”。柏林墙开放后不久,即1989年12月17日斯塔西宣布解散。1990年1月15日,东德公民占领了它在柏林的总部,以阻止数以百万计的档案被销毁。斯塔西存在的40年间,收集了海量监控档案,排列起来长达159公里的文档、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音录像带以及1.55万袋被撕碎的材料。为了正视历史,德国统一议会(联邦议院)于1991年通过了《斯塔西档案法》,赋予德国人和外国人查阅斯塔西档案的权利。从1992年起,斯塔西档案正式向外界公开,至今共收到650万份申请。
拍摄于1989年12月4日。这天清晨,爱尔福特市(Erfurt)的市民看到黑烟从斯塔西办公大楼上空升起,他们意识到:斯塔西正在焚烧文件,必须制止。如同东德各地一样,爱尔福特的斯塔西全副武装,大楼前架有机枪用于防御。勇敢机智的市民们绕到楼后破窗涌入,保护下大量文件档案。 拍摄于1990年1月15日,示威者占领了位于柏林诺曼恩大街(Normannenstrasse)的斯塔西总部 斯塔西档案库回到电影
《窃听风暴》的主人公维斯勒上尉(乌尔里希·穆埃 Ulrich Mühe饰演),是一名老练的斯塔西探员,代号HGW XX/7,他奉命监听左翼作家德莱曼(赛巴斯汀·柯赫 Sebastian Koch饰演)及其演员女友玛利亚(马蒂娜·戈黛特 Martina Gedeck饰演),在目标家中装上全套的窃听设备。但是维斯勒没有料到,这次监听他人生活的任务,将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维斯勒慢慢被他们的生活所吸引,他们的思想、行为、对自由的追求也悄无声息地浸润着他。
随着一曲《好人奏鸣曲》弹响,一种叫人性的东西渐渐在维斯勒体内复苏,“用心聆听音乐的人,会是坏人吗?”
《窃听风暴》工作照,乌尔里希·穆埃饰演维斯勒上尉。 真实的斯塔西监听室一开始,维斯勒会在监听时动动手脚为他们掩盖一些危险行为的细节,后来他发现了作家的秘密,这秘密足以让德莱曼身陷囹圄,维斯勒将会怎么办呢?
正是这个红色指印,让德莱曼知道是代号HGW/XX7的维斯勒及时转移打字机,救了自己。一枚指印代表着默默地拯救
《窃听风暴》的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表现老道,没有丝毫初次执导故事长片的青涩,他将德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篇章以一种平静的方式传达给观众,同时又从人性方面讲授了一些东西,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前期扎实的准备工作。为了深入了解斯塔西,多纳斯马尔克采访过多名曾经的探员与IM,他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情感上锁封存的人,他们只听指挥只讲原则”,害怕感情会坏了自己对原则的追求。多纳斯马尔克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花费整整三年时间对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研究,精心打磨剧本,力图让这部令人痛苦但又充满希望的电影在艺术上无可挑剔。
影片虽然不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片中出现的斯塔西办公场所,如办公室、档案室、审讯室、食堂、监控站,都是依照历史资料复原的。此外,片中出现的不少斯塔西装备,如审讯椅、开锁工具、窃听器等,就是直接从斯塔西博物馆(Stasi Museum)或收藏家那里借来的真品。
斯塔西博物馆位于现在的柏林鲁斯彻斯街103号(Ruschestrasse 103),是原东德国家安全部的一号楼 简单实用的蒸汽拆信工具,上为实物图,下为剧照。斯塔西平均每天要拆检9万封公民信件影片男主角乌尔里希·穆埃,1953年6月20日出生于东德的格里玛(Grimma),曾在守卫柏林墙的边防军部队服过兵役。退役后踏入演艺界,成为一名演员。
1989年11月,乌尔里希·穆埃参加反对东德政权的示威游行“维斯勒”这个角色特别能引起穆埃的共鸣,因为他的生活与这部电影相当契合。穆埃查阅过自己在斯塔西的秘密档案,发现曾经有四名东柏林剧院的演员同事(非自愿地)充当过线人监视他。不仅如此,穆埃还查出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珍妮·格洛曼(Jenny Gröllmann)在1979年至1989年间被斯塔西发展为IM,负责监视他。不过,珍妮·格洛曼到死也没承认。
所以,当导演问他准备如何塑造角色时,他的回答很简单:“我记得”。
乌尔里希·穆赫和珍妮·格洛曼婚后合演的电影《生命之半》(Hälfte des Lebens,1985)穆埃在《窃听风暴》中的表演克制、内敛,是他演艺事业的巅峰,是演员给予观众的最美好、最难忘的回忆之一。用导演的话说就是:“穆埃早在斯塔西感觉他可能会是个人物之前就知道了这一点。”令人惋惜的是,乌尔里希·穆埃在影片公映后的一年,即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去世,享年54岁。
《窃听风暴》剧照由于引起上司怀疑,探员维斯勒失去了职位,被打发到地下室拆信。即使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他仍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做个送报人。
一天,他路过卡尔·马克思书店,看到作家德莱曼出版了新书《好人奏鸣曲》。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谨献给HGW XX/7,感恩”。维斯勒买了一本,对店员说:“这是送给我的”。
这句话意蕴隽永——抱守着一颗“孤独灵魂”的维斯勒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和。
谨献给HGW XX/7,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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