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看到女儿学校、家两点一线地伏案学习，这枯燥、单调的日子让我不由得想起我那撒欢的童年。
父亲退伍后分到地处陕西宝鸡凤翔的一个军工厂，厂子在深山里。父亲是单位汽车队的调度，母亲是车队油库的保管员并负责给单位来往的车辆加油。七十年代粮油都受控制，但是因为地处深山，我们仿佛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母亲开垦了两片菜地，种了西红柿、辣椒、黄瓜、豆角，还散养了几只鸡。
放学后我们经常摘个西红柿擦擦就咬，那酸甜的滋味现在仿佛还留在齿间。当时猪肉很少能吃上，但是父亲总能给我们找来打牙祭的东西。他的枪法很好。每当过年过节，父亲就会邀三两好友一起上山打猎。回来时枪上总吊着左右晃动的野兔或野鸡。母亲会迅速、麻利地剥下兔子和野鸡皮，并在皮上抹一种药，然后将它们挂在铁丝上晾晒，干透了就拿到供销社收购点去换钱。
我则对五颜六色、金光闪闪的野鸡毛兴趣浓厚，取两只用手抓着象穆桂英持帅时头上戴的“翎子”，满院子地吆五喝六到处去展示。而父亲早已把兔子和野鸡炖在了大铁锅里，随着肚子的饥肠辘辘，我和哥哥都往家的方向跑，老远就闻到了那肉的香气。我们都围着锅台来回转。哥哥虎得很，揭开锅盖拎起一块兔腿肉就扔在碗里端起来就走，我眼巴巴地看着也想要，个子矮站在凳子上去揭锅盖，吓得妈妈赶紧也帮我捞起一块。父亲就笑着冲我的背影说一句湖南的家乡话：“豆子鬼（馋鬼）”。
在那艰苦的年月，父亲打的野味，母亲的小菜园，让我们童年的饮食丰富多彩。听妈妈说父亲还打过狐狸和狼，这个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但是父亲迎风走来那欢喜和英俊帅气的模样我却记忆犹新。
我的家是一排水泥顶的平房，油库就在我们家的东侧。那里有一个铁门锁着的操场那么大的园子。园子里停着几辆报废的汽车和几罐汽油和柴油。因为怕孩子玩火引起爆炸，所以园子常年都是锁着的。但是高墙和围栏怎么锁得住孩子们那蓬勃的好奇心呢？
哥哥就是孩子王，他搬了架木梯支到加油房的墙上，顺着房子旁边的构树“呲溜”就滑下去了，顺便还摘了许多那红红的果子边吃边投掷。土匪般的男孩子学着他的模样都进去了，我们六七岁的女孩急的在铁门外哭叫，吓得他们返回来把我们一个个从栏杆外塞进来，头太大的他们也就不管了。进去的都立刻撒了欢，哪管门外那个哭鼻子的。
油库里的蒿草有半人高，有芙蓉花，我们小时候叫它贴鼻子花，摘一片粉粉的花瓣，小心地从中间撕开，把它贴在鼻子上，看谁的保留的时间长；有酸枣，摘一兜子红红的酸枣，偷闲时放到嘴里，酸甜的滋味浸润了喉咙；有甜豆子，一种蓝莓大小紫黑色的豆子，还有狗尾巴草，以及各色的小野花。父亲在油库里养了几只兔子，有时我们看到兔子会一起去追赶它。男孩子在里面可就撒了欢了，木棍是他们的长枪，好人、坏人两拨在油库里喊叫、劈杀、飞奔……
单位的家属院被花墙包围着，墙外是农民伯伯们种的地，有玉米、高粱、豌豆和苜蓿等。高粱杆甜甜的味道总是吸引着我们，因此，经常在墙头上能看到我们的身影。那一望无际的田地就是我们撒欢的天地。哥哥他们竟然还去抓过蛇，有一次家里炖了蛇汤，哥哥说比鸡汤还鲜。看着蛇就让人瘆得直起鸡皮疙瘩，我始终没敢动筷子。
后来我曾回去看过，被花墙围着的空荡荡的一大片园子，除了一间间车库和偌大的停车场还能想象到几十辆车停在那里的威武，坍圮的墙壁和残缺的瓦砾和着风声仿佛诉说着现在的凄凉。
二年级时父亲的单位搬到了西安，我们住进了楼房，我看到了大商店和电影院，也看到了香蕉、雪糕和西瓜，可是活动空间就是家属楼间的空地，买肉、买粮、买油、买布都要票了，日子过得反而捉襟见肘。
母亲在食堂工作，每天天没亮就出门，父亲跑销售经常出差。不知何时，父亲的头发开始脱落，原来那个英姿勃发帅气的父亲变成了谢顶、凸肚的中年人。
多年后我结婚、离乡、生子。再回首，在那个春节，在厨房我不经意地抬头，正看到父亲那慈爱和不舍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我，那个春节他走了，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段快乐、无忧无虑、撒欢的日子离我越来越远，只有父亲那慈爱的目光和一抹微笑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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