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帝之死”与人之本质的剥落
有人曾指出，尼采说：上帝死了；1914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表明：是人死了。当尼采在19世纪末大声宣布上帝之死时，听者寥寥无几，他不得不借一个疯子之口说道，这件惊人的大事还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但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到整个欧洲，并且在三年后的1917年引发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后，这件大事终于伴随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炮声，震撼了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早在一战和“十月革命”之前，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美西战争和20世纪初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就已经预示着欧洲传统的基督教宣扬的道德之爱与人性之善和启蒙理性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世俗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软弱无力和抽象空洞，直到1914年到1917年这场由30多个国家参战，近13亿人被卷入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战争爆发，造成上千万人的无家可归和生灵涂炭，才让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对时代敏感的知识分子如大梦初醒一样意识到，上帝之死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
阿伦•布洛克指出：“尼采之所以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是由于他能够把19世纪末期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心中要与那个过分有组织和过分理性化的文明决裂的冲动，要让本能和情感超理智的冲动，用言词表达出来。”“上帝之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文化根源，当作为超感性的根据和一切现实的目标的上帝死了，超感性的理念世界就失去了它的约束力，激发力和建构力，那么，就不再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够遵循和当作指南的了。上帝之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从文艺复兴以来“人”在文学中的发现，上帝就在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当薄伽丘的《十日谈》中青年男女挣脱禁欲主义的枷锁，拉伯雷的《巨人传》里的三代巨人以世俗享乐的笑声和对知识的畅饮来驱散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的迷雾，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骑着瘦马满怀理想地去闯荡，却再也找不到书中令人怀念的神秘世界和其背后的上帝时，上帝在西方文学中就随着人的发现和成长已经衰老和死亡了。18世纪的启蒙文学，用理性和情感作为支撑，让人彻底地从上帝和万物面前站了起来，并且开始了大步征服自然和改造世界的过程。笛福小说中在荒岛上用资产阶级文明征服自然和野蛮人的鲁宾逊，歌德诗剧中不断在社会人生中体验、在艺术精神中探索的浮士德，都在凭着人自身的力量，来改变世界和实现理想。当作为主体的人开始成长起来，也就是诸神和上帝从世界和历史舞台上退出和消失的时刻。
19世纪末，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显著进步、人运用理性力量的增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的自信心、占有欲在滚滚而来的金钱和商品的刺激和诱惑下，极度地膨胀和扩张。理性逐渐走向非理性的反面，人终于完全地挣脱了道德和理智的约束，在本能和欲望的驱使下，杀死了心中象征真善美的最高存在者上帝，进而相互残杀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经济和物质利益而发动的毫无正义性可言的残酷战争。这场巨大的人间浩劫，不仅在物质方面给人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灾难，同时也在精神上给人类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痛。不但作为最高存在者和超感性理念的上帝在世界中缺席了，就连启蒙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理想，也完全失去了价值和意义。在大战后期俄国出现的“十月革命”，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受压迫的民族受到巨大鼓舞的同时，也让西方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感到恐慌。而随后在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和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大清洗”，又使人们在一战后的危机感和绝望感进一步加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精神危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主义作家们，所要面对的，是“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尼采语）”，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指出，虚无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的世界的不在场。”也就是说，上帝死了，诸神隐遁了，人的精神信仰一片空无，人类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和精神家园，成为了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正如伍尔芙所说：“生活如此像万丈深渊上的一条小径。”这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作家们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们的一种最普遍的感受。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基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地基。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中。……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需有入于深渊的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影响下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们，都可以说是在西方20世纪上帝缺席、信仰虚无、道德堕落、人性异化的精神贫困的世界黑夜时代，入于深渊中的人类先驱者和探索者。这决定了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采取的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以及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在思想内容和精神追求上，都与宗教意识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正如弗莱所说的：“在宗教上，意识到罪愆的人会感到异化，不一定是与社会分离，而是与上帝的存在相隔离。正视这样一种异化感，成为一个人宗教生命的开始。”
19世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金钱和物质争夺，已经宣布了基督教的上帝在人们心中的死亡；而作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的一战，更进一步的向人们说明，在“上帝死了”之后，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所建立的大写的、主体的、理性的人的神话，正式宣告破灭。“十月革命”在一战的尾声中出现，是对发展近五百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在现实中的一次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理性王国被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社会理想所取代，西方的帝国主义大战和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让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作家们，看到了在一个上帝缺席的时代里，人不再是“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而只是一个被抛到一个难以把握、无法理喻的荒诞和陌生的世界中的可怜存在物而已。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人之死”是资本主义现代物质功利文明和科学理性启蒙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最显著的表现是上帝缺席后世界的荒诞和人的主体精神沦亡后的物质异化。
20世纪的现代主义作家，比18、19世纪的浪漫、现实和自然主义作家更深刻的地意识到，人的异化并不仅仅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经济方面，而是无所不在的形而上精神领域的。人的全面异化和物化的根源，在于作为存在的根据和人生的终极目的的上帝的缺席而导致的人的精神家园和本真人性的丧失，人类要想在无根基的虚无深渊中有所归属，就必然要寻找新的信仰。
2、对家园的寻找和新启示的呼唤
尼采“上帝死了”的声音，不断地在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回响，而最明显的回声，就出现在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的小说作品之中。早在乔伊斯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上帝之死的意向就开始出现。而在之后的中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乔伊斯塑造了一个与天主教决裂的青年斯蒂芬的形象。这个多少带有作者自己影子的主人公，在与宗教信仰彻底地决裂后，并没有像都柏林的那些庸俗、麻木的市民一样陷入精神的瘫痪之中，而是在对艺术的追求中，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当斯蒂芬在《尤利西斯》中再次出现时，他并没有离开爱尔兰这个死气沉沉的城市，而是陷入了精神空虚的痛苦之中。艺术追求无法实现和现实生活的苦闷，让他需要一位精神上的父亲。而同样处于生活和家庭困境中的犹太小职员布卢姆，表面上虽然庸俗、软弱、猥琐，但在内心中却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仁慈的爱心，这让他在夜晚的大街上，救起了被士兵打倒在地的斯蒂芬，找到了精神上的儿子，两个人一起回到了布卢姆的家。乔伊斯曾说《尤利西斯》是两个民族，即爱尔兰和犹太民族的史诗。爱尔兰青年斯蒂芬是理智与艺术的象征，而犹太人布卢姆则是情感与道德的化身，代表古希腊艺术精神的斯蒂芬和体现犹太道德精神的布卢姆的结合，是乔伊斯为上帝死后陷于精神瘫痪中的现代人，指出的一条拯救道路。与乔伊斯在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中，去追寻上帝远去的足迹不同，诗人艾略特则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中，期望在回归传统的信仰中聆听上帝的声音。
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以弗雷泽的《金枝》中“死而复生”的生殖繁衍神话和魏士登的《从祭仪到传奇》中骑士寻找圣杯和渔王的传说为原型象征，在一战后西方社会现代人情欲泛滥、精神空虚和信仰缺失为现实背景，在古代与现代、神话与现实的鲜明对比中，展示了“上帝之死”后世界陷入虚无主义深渊的精神图景。在以死亡与复活为主旨的诗歌中，向我们展现了没有信仰的现代人不但在精神上极度空虚，即使爱情和性欲也不能让他们苍白的生命充满活力，最终在精神和肉体上逐渐衰亡。死去的神能否复活，老渔王能否重新获得生殖的能力？荒原上的精神漂泊者，在充满岩石的沙路上，听到了雷霆的话：“Datta（舍予）、Dagadhvan（同情）、Damgata（克制）。”这是诗人苦苦求索后，在上帝死后的精神荒原上得到的启示。《荒原》的第360行写道：“谁是那个总是走在你身边的第三人？”从宗教的典故来看，这第三人就是复活的基督，拯救的希望已经出现，而人们却还没有认识到。艾略特向现代人指出的拯救道路是向宗教的回归，人类只有在对上帝的信仰中，才能找回失去已久的精神家园。在旧上帝已经死去，新的希望尚未来临时，我们是否应该像诗中的渔王一样，收拾好自己的田地，等待着伟大的骑士穿越荒原，找到圣杯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并且感到这是“布尔乔亚文化的结束”。他的以1904年到1914年大战为时间背景的长篇小说《魔山》中，战后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代表人物奇聚一堂，各自发表着对人生和死亡的看法，这些高谈阔论的人物，无论是乐观自信的人道主义作家，还是鼓吹以暴力实现信仰的教授，本身都是精神病院中的病人。而本来是稍作停留的主人公却被他们的言谈所吸引，在山上虚度了七年的光阴。当他最后终于领悟“人为了爱和善就不应该让死亡统治自己”并离开与世隔绝的神秘魔山上的疗养院时，却被外界疯狂的世界卷入大战之中，成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
魔山上的其他人，也死的死，散的散。魔山隐喻着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类的思想已陷入极度的混乱，世界则在非理性的战争中变得疯狂，人生存的价值毫无意义。深受叔本华、尼采、瓦格纳影响的托马斯•曼，通过对艺术、人性、爱和善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向乔依斯和艾略特一样，也走向了宗教救赎的道路。他的长篇小说四部曲《约瑟和他的兄弟》的题目，就来自《圣经•创世纪》中的话：“全能者上帝赐福给你，他赐给你天上的甘霖，地下的泉水。”雅各对约瑟的祝福，体现了托马斯•曼力图在古老的宗教神话传说中挖掘人性中的善良品质和自我完善的力量，以实现人类在经受种种磨难和考验后，最终相互谅解、得到拯救和幸福的美好愿望。
3、古老的原罪意识与渺茫的拯救希望
“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何处，我们自己则不得而知。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这是被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鼻祖的卡夫卡，对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揭示。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卡夫卡真正从本体论亦即形而上的意义上，探讨了现代人与那无所不在的强大异己力量的种种关系。在他的卡夫卡的作品中，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宗教性，但是，他的小说作品，所表现的却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失踪的人》，正是旧约中因偷食禁果，而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人类，在现实中被放逐的悲惨状态的象征写照。在《审判》和《诉讼》之中，父亲的形象俨然是《圣经》中崇高伟大，无所不能的上帝的象征，而主人公因为无视上帝的权威和自身与生俱来的原罪，最后遭到上帝严厉的审判。而在他的长篇小说《城堡》里，看似近在咫尺、却又永远无法接近的城堡，是人类曾经失去的天堂的象征，主人公K几乎穷尽一生之力，也没有在村子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说明人类“复乐园”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当《失踪的人》里的主人公卡尔，在外面游荡了几个世纪后，忘记了自己与上帝的约定和自己的名字，再次回到家门口时，却发现自己再也无家可归了。神秘莫测而又权力无边的城堡，莫名其妙而又无法逃脱的审判，永远敞开而又无法进入的法门，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上帝的威能无所不在。人的原罪与人的审判并没有消失，上帝真的死了吗？卡夫卡的小说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要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无法不重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所必然思考的问题。
美国意识流小说大师福克纳的几乎每部作品，都与基督教文化和《圣经》的典故有所联系。从早期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到后期的《去吧，摩西》，福克纳一直将美国南方庄园主家族的没落与《圣经》的故事原型相映衬，将现实社会中人精神的混乱、道德的堕落、传统价值的崩溃以及本真人性的丧失，与宗教传说中人类各种罪恶相对照，比“迷惘的一代”作家更深刻地揭示了美国乃至西方文明的巨大危机。传统家族社会的解体和人的精神信仰的缺失，使现代人的生命成为痴人说梦般的荒谬，在世界的喧嚣与灵魂的骚动中，找不到任何的意义。现代人的堕落是与欲望和罪恶相关的，福克纳在对现代人命运悲叹的同时，也在试图寻找拯救的道路，《八月之光》中的乡村女子琳娜和《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仆迪尔西，都体现了人性复活的希望。这种渺茫的希望在他晚年的作品《寓言》中，终于化身为一个在战争和罪恶中为和平与正义牺牲的人物。福克纳最终还是想从《圣经》中寻找拯救人性的启示。
表现主义戏剧大师奥尼尔在自己的戏剧作品，同样对人性异化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曾明确表示：“多数现代戏剧都是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可我对这一点毫无兴趣，我只是对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感兴趣。今天的剧作家必须挖掘自己感受到的当代疾病根子——老上帝已经死去，科学与唯物主义也已失败，它们不能为残存的原始宗教本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新的上帝，以便找到生活的意义，安抚对死亡的恐惧。”在《琼斯皇》、《安娜•克里斯蒂》、《上帝的女儿都有翅膀》、《柳树下的欲望》等作品中，几乎每个主人公都无法实现对自由人生的渴求，最后以分别、发疯、死亡而惨淡收场。奥尼尔与卡夫卡一样认识到了那种“不可思议的推动力量”，这到底是古希腊的命运，还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奥尼尔在他最后的作品中，以梦与醉的人生态度来解决人与命运或上帝之间的对抗矛盾。消弭人的痛苦，这是尼采式的酒神精神的现实运用，还是绝望之中的无奈选择？
4、向多神教寻找救赎与对《圣经》的重新认识
如果说卡夫卡们的小说所主要表现的是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的痛苦、荒诞、毫无意义的悖论生存处境的话，那么里尔克的诗歌，主要探讨的则是在上帝缺席、诸神远遁的世界黑夜时代里，人如何在万物中寻找上帝和诸神的神圣踪迹。里尔克和乔斯斯一样，很早就与宗教信仰决裂，在生命的最后，也如歌德小说中的维特一样，不让任何神职人员在身旁。但他的诗歌中，却经常出现上帝和天使，而且被新教思想家勒塞称为“重建了虔信之人的荣耀”，宣告了新的救世论的诗人神学家。
里尔克是否可称为诗人神学家还有待探讨，但他无疑是一位诗人思想家，他与同乡卡夫卡一样，在存在主义文学兴起之前就都以先驱者的姿态于虚无主义的深渊体验和思考世界的存在与人的生存论问题。里尔克拒绝了尼采宣告的已死的基督教上帝，这个曾经的最高存在者。在里尔克的诗歌中，上帝已经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正因为如此，在黑暗的精神深渊中寻找上帝的踪迹就更加困难。里尔克在《杜依诺哀歌》中，借助“天使”这一中介意象，追寻存在的踪迹。“在哀歌里出现的天使这种造物身上，我们从事的以有形之物向无形之物的转变已经完成了。”里尔克在《哀歌》中与天使的对话中不时地出现孤独、迷茫和痛苦的情绪，入于深渊中的诗人必须经受天使的考验，才能获得拯救的启示。直到在《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里尔克才真正得到了一种彻底的解脱之感。曾经穿越生存和死亡两个领域的古希腊歌者奥尔甫斯，以美妙的歌声吟唱和赞美万物，将偶然、瞬间、易逝的存在者，拯救进永恒的存在之家中。
尼采说“上帝死了”，在别人听来，是一个令人悲观绝望的消息，而对于尼采自己来说，却足以让他欢欣鼓舞。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对于在上帝缺席的世界里，人重新找到在大地上生活的意义，是一条重要的道路。劳伦斯从酒神精神中看到了原始自然生命的本能在对抗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和科学理性对人的异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位大多数作品被认为是伤风败俗、倍受争论的作家，一直用肉体和性爱来与理性的、机械的工业文明相对立，前者是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后者是冰冷死寂的。在《恋爱中的女人》、《虹》、《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理性与情感、文明与自然、身体欲望与精神控制，一直处于不断的对抗和斗争之中。《虹》里“伊甸园”般的田园牧歌生活被工业文明所摧毁，让世代居住的古老家族失去了家园，希望的彩虹将把他们引向何方。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走向象征原始生命源泉的森林，追随牧神般的梅勒斯而去，这能否就此走进酒神生命颂歌的狂欢队伍呢？劳伦斯并没有完全满足于在性爱的和谐中寻找生命的意义，而是走得更远，他在《羽蛇》、《骑马出走的女人》、《圣莫尔》等作品中，让他笔下的人物走向印地安的古老宗教，在原始的生命崇拜中寻找酒神在远古时留下的足迹。劳伦斯在反抗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这条离经叛道的路上走得太远，以至让人无法跟随他的脚步，进入充满神秘的原始生命丛林。或许他走的路会通向一条真正的拯救之途，也许会让人迷失在非理性和欲望的歧途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从社会现实方面摧毁了欧洲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理性文明的信念和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尤其在“十月革命”的苏俄。唯物主义彻底取代了东正教和各种神秘主义思想，但仍然有少数作家，没有放弃自己的宗教信念。生前在作品出版和发表倍受压抑的布尔加科夫，就是这样一位神秘主义作家。他对“十月革命”的后社会现实的质疑态度，让他多有批判，并且在作品中保留了相当多的宗教和神秘主义意识。在他被尘封进三十年才在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中，他通过两个既平行又相交织的故事对《圣经》的中基督受难的故事进行了重新的改写。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有许多都出自基督教的神话传说，但却与传统宗教形象有很大的不同。代表恶的魔鬼沃兰德，虽然把莫斯科搞得一片混乱，却是在惩恶扬善，与履行上帝公正意志惩罚人间罪恶的天使更加接近。流浪哲人约书亚，身上并没有基督的神性，表现出的是更多人性的道德力量，但他对善的坚定信仰让他的精神最后上升到神圣的高度。
在布尔加科夫的这部原名《魔鬼的福音书》的小说中，沃兰德这个人物无疑是小说的主人公，他的存在一方面肯定了约书亚和玛格丽特的善的信念，对大师的处境给予同情，对彼多拉的忏悔进行宽恕，一方面又对灵魂丑恶和道德堕落的世人加以惩罚。他所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打破了世界的秩序，其实却是在拨乱反正，让善和恶都得到各自的果实，维持一个更高的形而上的秩序，这很接近《旧约》中严厉的上帝的律法和意志。布尔加科夫由于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现实的失望，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不同于社会革命的宗教、道德和艺术理想上。
结语
综观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双重影响下，那些灵魂漂泊无根、精神无家可归的作家们，开始对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人类生存困境进行深刻的揭示。他们或者以古老的宗教启示为原理，探求人异化的文化根源，重新思考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或者对人类置于无家可归的精神荒原状态进行思考，在两希文明和东方宗教中寻求新的信仰；或者反思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在对人生的迷惘和社会的愤怒中，进行绝望的抗争，寻求新的希望；或者在上帝已死、群魔乱舞的荒诞世界中，重新聆听天使的召唤，追寻远逝诸神的踪迹。
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由于对时代和社会的观察点不尽相同，所处的文化背景也大相迥异，因此所寻求的拯救之途也是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最后都殊途同归，以各自的方式向他们心中的人类精神家园艰难地接近，吟唱着沉重而美妙的诗句，追求上帝和诸神的神圣足迹，将20世纪的文学推向了艺术向人类精神翱翔的又一个高峰。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