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茶始现于300年前的明末清初。关于红茶的起源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当时闵赣交界的桐木村茶人以绿茶为生，茶季一至便采青制茶，此时偶逢一支军队路过并夜驻在此，茶农好奇惊异而观，次日一回神，茶青已在夜间充分发酵，因茶青无法像往日一样及时处理，茶农便急而炒之，炒后揉之，揉后焙之，叶色泛黑，冲泡后汤色转红，虽与平日的绿茶相去甚远，茶农却因惜茶而不舍扔弃，转托星村的闽南商人售至欧洲，茶价竟意外翻番，巧契欧洲口味，畅销至今。
故事中的这款茶就是桐木村珍贵闻名的红茶鼻祖——正山小种。传统工艺正山小种红茶以纯松木取火，以其烟熏之，茶叶焙入松烟香气，叶色为乌，汤色为橙，闻有松烟香，饮有桂圆味，入喉醇香，舌尖遗味绵长。
制作烟熏工艺的青楼外部
现在进入桐木村，用来做传统烟熏的青楼越来越少了。桐木村成为自然保护区之后，已经不能使用当地的马尾松来做茶，只能从外地采购，无疑是增加了成本，且松木的质量难以保证。其次，比起现代化流水线生产的大茶厂，青楼的生产方式十分“落后”，产量小、效率低，已无法满足工业化社会大众消费的需求。而青楼属纯木造的厂房，楼底生火起烟，稍一不慎便容易引起祝融光顾，危险系数高，对生产者而言也是一大风险。
正在制作烟熏红茶的青楼
故事固然值得玩味，但其真实性也有待商榷。我们应该想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其间无数种可能性早已发生并被付诸实践。自古以来，人们对茶叶的发酵以及发酵后所产生的结果应该一直是很清楚的。现在的我们真不应该把古人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不要把某一种茶的产生当作偶然。它们的发生应该都是被一种需求激发的因缘与经验的聚合，也是一种必然。红茶也是这样。
红茶是全发酵茶，红茶制作从鲜叶开始就摊凉萎凋，然后揉捻直接渥堆发酵，最后干燥，可以算作全程的发酵。这种全程发酵做出来的茶，现在我们称为红茶。以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的祁门红茶为例，其工艺流程大致如下图所。
生活美学家、茶人孙壶先生曾说过：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都是在已有的历史性储备上，经过关键时候出现的一种被选择的必然结果。对红茶来说，它的选择非常独特，可以说，是欧洲人的选择。
在某个层面，欧洲人的饮食结构，和食肉量比较大的游牧民族很相似。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西方全面、迅速地接纳东方文化，并将其放置于自己生活和文化最重要的位置，只有红茶了。
红茶的流行，不是属于文化影响力的作用，而是得利于人们身体感受到红茶的积极作用后而产生的主动的身体需求。红茶在西方得到充分的认可、接纳，与那里人们餐食多肉有关系。
以肉食为主的人群用茶来改善身体状况，不一而足。维系千年的游牧民族和汉族茶马互易也反映了这个现象。游牧边民用马匹来换汉人的黑茶。试想，如若黑茶对边民的作用仅停留在可有可无的生活点缀层面上，又怎么会用重要的战略物资来兑换。可见黑茶是性命相关的东西。
在藏区，现在还可以听到：“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警句。他们对黑茶的需求是迫切和必须的。红茶也一样，西方因为这个必须性而完全接纳了红茶。
这个必须性在哪里呢？现在的科学研究说明，黑茶或红茶的内含物，经过煮沸，特别是煮沸五分钟以后，茶汤就会出现高浓度没食子酸，比其他茶类的含量高出很多，而且越煮越高。没食子酸，可以有效防止蛋白质变质，甚至预防细胞质的异化。
这对于食肉民族来说当然很重要。肉类在人体内的消化，其实可以看作是肉食在身体内的腐败。这个过程固然会产生一定的营养物，但同时也会产生大量毒素。蛋白质腐败而产生的毒素，需要人们的脏器来代谢，长期用器官作为垃圾处理站，会对生命的品质或者寿命产生不利影响。
当黑茶和红茶中的没食子酸进入体内的时候，能有效减少因蛋白质腐败、变质而产生的毒素。从现在的研究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红茶、黑茶对食肉量大的人们的必须性。
中国并不是全世界茶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也不是饮食量最大的国家。据一位英国学者的统计，在英国，大概每天消耗1.65亿杯的茶，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天要喝三杯茶。这个数字现在中国还远远达不到。全世界人均饮茶量，我们排在二十名前后。另外，全世界的饮茶量，超过其他所有饮品的总和。也就是说，咖啡、可可、可乐、酒……所有的饮品消耗总量也没有达到饮茶量。甚至有西方学者很迫切地认为：茶、空气和水是现代人生活中的三大要素。
现在，茶在国人的生活里远远没有受到这样的重视程度。茶的重视度如果仅仅是文化趣味、而与生命本体没有相关的时候，就会沦落为可有可无的兴趣之事了。中国茶从明代吃茶方式大变革后，茶和人们身体的感应与作用变得越来越微弱，而呈现出越来越被文艺化的趋势。对于一般人，喝茶似乎就可有可无了。
或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反而要向西方和游牧民族学习。茶的文化属性固然重要，但作为饮品，或许它和身体产生的奇妙反应才更应该被我们所重视。这也是我们选择喝茶的最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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