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展“国制”部分展出了三件国宝，分别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辟大夫虎符、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鞅方升。它们从军事、法律和经济等方面展现了秦国的功绩，也证明了秦统一六国具有历史必然性。
秦的强大离不开商鞅。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于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推行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励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终于在公元前221年，赢政统一了六国，实现了对中华大地的首次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颁布改革诏令，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与度量衡，颁布统一的律法，推行郡县制度……
商鞅虽然在秦国取得了改革的成功，却因刻薄寡恩而得罪了很多权贵，包括秦孝公在位时的太子嬴驷。等到嬴驷继位为秦惠文王后，虽仍然推行商鞅的政令，却下令将商鞅车裂。
这些历史大家都很清楚，我也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谈谈这三件国宝和商鞅变法是怎么反映孔子为政之道的。
《论语·颜渊》第七章：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食、足兵、民信，这三条是孔子认为为政之道的根本，也是孔子的从政理想。在这三者中，孔子认为最不重要的是足兵，而最重要的是取信于民。
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重农桑”正对应了孔子所说的“足食”，先调动民众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增加粮食产量，让人们能够吃饱饭，为国家不断地积累财富。做到了这一点，自然可以富国。
鞅变法中的“奖励军功”对应的是孔子所说的“足兵”，调动军士们对军功的渴望，上战场后勇敢杀敌，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升，成了六国军队眼中的“虎狼之师”。这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重点，却是孔子最不重视，可以最先舍弃的一点。
商鞅为了能把自己这一套“富国强军”的变法主张实行下去，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城门立木，取信于民”。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观念，再一次被商鞅借用。
我们再来看这三件国宝，辟大夫虎符是调动军队的信物，核心的思想在于一个“信”字。无论是商鞅也好，还是后来的李斯也罢，秦国一直是以法家来治理，法律规范自然是全面清晰的，这一点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可见一斑。法律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除了“严”以外，“信”也是应该考虑的。商鞅方升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秦国统一度量衡的证据，也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它能在全国推开并被百姓接受，“信”字也是重要的原因。
秦孝公和商鞅，秦始皇和李斯，想的都是富国强兵和称霸天下，推行的变法和留下的文物也都是法家思想的典型代表，但却在无意中体现了孔子的为政之道，特别是“取信于民”的思想，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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