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从于漪上个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她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论阐释经历了三次大的进展。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一书，第一次对于漪70年代末以来的语文教学实践与思想进行了综合评述，进一步确认了语言/语文是工具、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同时强调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注意这门课程的思想性。80年代初期，于漪老师又进一步强调，语言/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是认知、思维的工具。在全面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于漪提出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同时继续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80年代中后期，于漪老师则开始思考语言/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中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关系。
90年代，于漪以《弘扬人文 改革弊端》和《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为标志，再一次实现了她重要的学术跨越。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捧出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将语言/语文、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向纵深方向推进。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和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的有关研究，对外国母语教育的课程标准和教材教法的研究，促使她写出了一系列文章，以投石问路的心态，引发讨论，解决了一系列悬而不决的问题：语言的工具意义、文化载体意义、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语文学科的多重属性与多重功能以及它们的多层次多角度性……
我曾用过一个立交桥的比喻，来描述于漪老师丰富而美丽的语文世界：是于漪老师将语文带入了一个多层次多变化多角度的立交桥地带，于漪老师启发我们引领我们走到了中国语文教育史的立交桥上，培养我们用一种立交桥式的视界看取美丽而多姿的中国语文。
基于此，我们不能不认为，于漪的贡献是当代语文教师中无人可以企及的。因为，于漪使语文建设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面对这样的导师，这样的语文教育的集大成者，我们只能产生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敬之情。于漪老师，诚如苏步青教授所题赠的“硕学为师，洁身作范”，是一代语文大师，足可成为一个具有世界级影响的语文人物。
当然，很少有人意识到于漪的世界性影响。如果我不是看到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学院等国际教育机构的介入，我也无法体认到于漪的世界性影响。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个观点：于漪的世界性意义并不是很多人能认识到的。至少，于漪使一个汉语言所属的学科开启了世界性旅程。
对这样的人物我是怀着其崇敬的心情的。记得在于漪老师从教五十周年的会议上，我看到了方仁工、张定远、欧阳黛娜、钱梦龙、黄玉峰、程红兵、高万祥等老师，我知道他们并不一定认识我，但我从文章与媒体上认识了他们，我一一向他们致意，表示一个后学者的敬仰之情。在我们中国语文界，这些人物还是很少的。他们同样是中国教育的财富。
而这些人物汇萃于于漪老师的从教五十周年纪念会，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会，其实也是一次语文名流与语文英雄的“聚义”，而这些人物的与会，也足以表明于漪在语文界的影响之巨，是鲜有人与其想颉颃的。
实在，于漪老师是新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语文大师，是一个引领了一个语文时代的人物，感染了、影响了一大批教师甚至一大批教育家。
但这样的人物，有时候，给人的不仅仅是敬仰，有时也会有一种重压：因着丰富的文化背景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高原与高峰，后一代人要有着怎样的努力与拼搏，才能超越？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历史有时是无情的。带有某种完美色彩的语文教师于漪，在现如今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不可避免地会遇上几个严峻的问题。
第一个可能的问题就是文与道的问题。
无论是从“文道结合”的角度，还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于漪老师是以道为先的。有时甚至牺牲文，以文祭道。虽然，她的语文理论主张是重工具性的，然而，往往，她在出招的时候，恰恰是讲究了非工具性，且进一步放大了“道”的内涵。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语文的“反动”。她有时无法以文本的张力来寻求对文的教学与阐释，转而以道来释文。某些时候，她不像一个语文教师，反倒有点像一个政治教师。
对意识形态的因袭过重，可能是于漪的悲剧。这种悲剧原因所在就是牺牲了个性，而让个性服从于一种大一统的政治或宏大话语。我们看过很多于漪的教案与课例，都有这样的感觉，她对课堂的驾驭与把握更多的是从共性上去探求的。她的所有的激情与语文的诗意，都是建筑在“道”之上的。文本的自觉意识并没有在于漪老师的精神世界里形成，思想先行，可能是于漪甚至是那一代所有语文教师的文本认识论。道统先于语文的意识，这是于漪的缺陷，也是一代语文教师的悲哀。于漪有时候过于意识形态化，像上一个时代的政治遗民一样的甩不掉身上的那件意识形态的外衣，任何公众场合的言谈，她都会非常自觉地谈起非常政治化的东西，真的不知道是她的心头有着意识形态的重压还是有着某种意识形态的快意，这样的学术走向，竟然在很长时间里引导着语文教学的主流状态，让语文教学因袭了过重的意识形态的重负。所以，在面对于漪时，我们觉得将语文彻底地还给语文，可能是最重要最务实的事。
这种话说起来是可能过于沉重了些，但我觉得我们必须有着这份清醒。目前为止，语文界的一些名流，在引导语文时，可能仍然有着某种令人遗憾的偏向，就像魏书生“野狐禅式”地做气功，竟然一段时间里也作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方法，实在有点令人失望。
还有，当我现在面对更多的一茬茬的如雨后春笋的语文名师，以及更多的语文新生代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语文观时，我忽然对于漪老师的价值产生了一种叩问的欲望：于漪的价值是不是仅仅只存在于经历过了文革的那一代语文教师身上？也就是说，于漪的穿透力究竟有多大呢？伟人之所以是伟人，那是因为他们经得住时间的推敲，有着非同凡响的穿越时空的的力道。我这样说，可能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于漪只产生于那一个特定的时代，而现在这种文化多元的时代，在话语权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与转移之后，于漪这样的名师便无法产生了。当然，另一个角度上讲，可能也不需要再产生了，因为于漪们是无法以他们的精神来引导这一代人的成长的。虽然，这一代人最少意识形态的重压，最少心灵的扭曲，但于漪们的对意识形态的畏惧可能是共性的。一些宏大词语之后的东西，可能掩藏着的正是一种恐惧与精神的颤栗。
当然，回到微观的语文世界，于漪对继起的语文名师们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我们从她的文本与教案里，可能一下子难以找到相关的东西。我们看到的是她对文本意义的执着追问，看到的是她对文本中细节的探寻。这些恰恰都是应试的肥料与养份。因而，后面的所谓语文名师们，很多便都是以语文应试与语文问题作为自己所谓的科研项目，他们无法得于漪之神，于是便制造着很多一面世便了无生命感的文字垃圾。他们巧妙地抓住了这样的两个世界，在这样的两个世界里来去自如，游刃有余。一方面，大量的应试材料充斥着教育市场，使这些名师们在教育市场上名利双收，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名师便以这样的伪科研自娱。这种虚假的教育繁荣景观，实在让人为之感伤。他们牺牲了语文的人文化，使自己成了语文之路上继于漪之后更加没有价值的殉道者。他们近乎文化侏儒的人生悲剧，未尝不是因为于漪那一代人的精神笼罩过大而形成的一种怪圈。这样来看，于漪的价值何在？她为什么没能引导这些人臻于她所抵达的境界？是不能？还是不为？
当然，如果说不为，真有点冤枉了于漪。我看到她对程红兵、陈军和谭轶斌等人的悉心指导，看到她乐此不疲地穿梭于教育学生与培育名师之间，有时候，不得不冷静地想一个问题：一个引路人，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做教育薪火传承的事业才是真正的“为”？
还有，那一代人，他们在同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负之下，如何处理着你、我、他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必讳言，其实非常重要。过去，文人相轻。现时代，既然已经穿透了这里的迷障，为什么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是不是文革期间的那些人与人的关系在他们的学术关系上还存在着烙印？这并不是我的危言耸听，那一代人身上的包容性可能是继蔡元培之后的各代知识分子中最少有的。一个时代的烙印，深深地为他们贴上了那个时代的标签，深入到血液与骨髓里而无法改变了。譬如，于漪与钱梦龙、魏书生之间存在着真正的门户之见。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我看到钱梦龙悄无声息地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我们散会时才见到钱先生也到会了，沪上这两大语文巨擘之不能相容，也不得不让人徒生感慨，神圣如于漪者，有时也无法免俗。而魏书生，这位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进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语文教改先锋，同样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到会。只有欧阳黛娜，老姐妹一般地默默地坐在会场上课堂里，听着于漪老师可能已经讲过多次的激情演讲，看着于漪老师的弟子谭轶斌在一招一式地上着研究性课程。（注，那一天，笔者听完了谭轶斌执教的课，私下觉得这不是一节什么好课。谭的这一节语文公开课课堂结构松散，在不断地问与答中，完全牺牲了课文的文本内在的精神，游离在文本之外，又毫无语文课堂应的高潮与起伏。我不知道这样的课好在哪里。）看着欧阳黛娜悄无声息地坐在听课席上，我的心头，一下子掠过很多感伤。
想一想吧，如果这几个人真正地联手，共谋语文的繁荣，那么语文天下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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