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之书”与“经世致用”—《菊与刀》书评

这是十年前的旧作

“屠龙之书”与“经世致用”—《菊与刀》书评

　　

“屠龙之术”来自《庄子•列御冠》里的一个小故事，朱泙漫跟着支离益学习杀龙的本领，耗尽了千金的家财，过了三年，终于出师了，但是他却找不到任何可以施展屠龙之术的机会。“经世致用”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治学方法，它强调治学应当和当时社会实际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学者们的思考应该能够解决和处理社会生活中的碰到的实际问题。

　　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往往被很多人视为“屠龙之术”，这种基础学科，投入大，耗时长，却又不能马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或者物质成果，看起来就和“屠龙之术”一样永远没有用武之地了。“经世致用”的治学方法，从宋代开始，一直影响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再到面临亡国灭种之危的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等人，但是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并没有看到秉持这个主张的人取得富有说服力的事实上的完胜。也许“经世致用”本身就值得质疑和反思，因为它如此赤裸裸地，猴急地表达了一种思想上的急功近利，为什么我要这么思考？因为它有用，而不是因为思考本身就富有乐趣。

　　

　　 “屠龙之术”和“经世致用”这两个词有着一种内在的统一和谐，它们一脉相承而且遥相呼应，默契而且温文尔雅，但同时却又极其坚决而彻底地表达了对于不能够在现世的生活里取得任何实际功效的技能、思想和学术观念的由衷鄙视。

　　

　　 我不知道，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庄子或者经世致用观念的人在读到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这本《菊与刀》以后，会不会颠覆他/她原来的想法？

　　

　　 这本书实际是1941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的结果，美国政府当时迫切需要知道：第一，日本政府是否会投降？可否用对付德国的办法进攻日本？第二，假如日本投降，美国应该如何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如何处理天皇）？于是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交上一份漂亮的答卷，得出结论：日本政府会投降，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要好好利用日本原来的政府机构对付日本人民。《菊与刀》就是本尼迪克特把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出版的书籍。

　　

　　 本尼迪克特运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因为战时的特殊情况，她把战时被俘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大量参考书籍和日本文学作品和电影来考量日本人。她由此得出的正确结论帮助美国成功地制定了对付日本的政治策略。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经世致用”这个意义上的完胜，就如同“人类文化学”以及“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之类的屠龙术忽然在现世获得了用武之地，而且成功地击杀一条巨龙。

　　

　　 本尼迪克特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美国民族文化心理的烙印，尽管和中国比较起来，美国的文明和文化是那么的短，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二战时期的本尼迪克特，就已经从著作中流露出如此坚固，成熟，而且稳定的价值观和信仰原则（姑且不论她的价值观和信仰原则是否如她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我，面对的是一个新旧过渡的转折时期，与其说古老的文明仍然在血脉和人间烟火中承传，不如说它只剩下越来越疏淡的回声，异域的文明和思想正以一种“诸神渴了”的气势登堂入室，各种时代、年头的各种文明和文化的价值观输入输出，一切都正在打架，暂时还没有分出胜负，它是过渡，它是混沌，它是转折，然而，借用一下狄更斯的话，“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彷徨四顾，无所适从的我，是多么羡慕本尼迪克特的坚持和笃定……

　　

　　 本尼迪克特尽管无比崇尚基督教文明和西方民主政治的无比优越和正确，以纯粹美国人的立场和角度从各个角度审视日本民族：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日本人深深相信精神上必胜的信念会带来胜利，一旦被俘，要么剖腹自杀，要么变成完全倒戈的叛徒。日本人久远流传固若金汤不容侵犯和挑战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制度是这样形成的，每一个人因为出身和性别的不同，必须恪守命中注定的长幼尊卑顺序。明治维新的成功可以看出日本政治家的精明强干和务实作风，他们并不关注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只是致力于日本国的强大，他们不是高蹈空中，义愤填膺的偶像破坏者，某个晚上醒来之后发现封建制度的十恶不赦，对于封建地主和农民，他们都采取了怀柔的政策，诱惑他们在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商业经济的转型，这场改革由上而下，没有出现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还政于民”，恰恰相反，明治政治家们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之间“各安其分”的义务，国家仍然牢牢掌控于原来的等级制的上层手中，西方的民主选举和舆论监督并不被他们认可。

　　

　　 在日本家庭中，“孝”是至高无上的，它意味着没有条件地服从和侍奉父母，即使父母是错误的，也必须听从，由此带来的可能性的悲惨后果被视为值得尊奉和传道的人生经历，这里面有一种悲壮的美和崇高，虽然日本文化之外的人看来并不这么认为。放大的孝就是忠，对于天皇的忠，因为天皇的神格，也凌驾于一切另外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之上，所以当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本来还准备负隅顽抗的日本人立刻就俯首称臣。

　　

　　 日本人对于“情义”的态度，“情义”是一个只有在日本文化语境中才能够被理解的词，它有点类似于中国人说的“情面”、“人情”，但是又不像它们那样可轻可重，似有若无。在日本人的生活环境中，事无巨细，所有涉及到人际交往的场合，都要看是否有所闪失，亏欠了“情义”，或者辱没了“情义”。对“情义”的重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报答别人的情义，另一个是对情义被侮辱而复仇。

　　

　　 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这意味着，它不同于美国的罪感文化，后者建立在绝对道德的基础之上，人们为了绝对的正义和良心而束缚自我，而耻感文化的罪恶感来自于恶行彰显于天下之后的极度羞耻，它只关心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恶行，如果没有人知道，那么人们并不会因为自身的恶行而感到困扰。

　　

　　 日本人很少感到西方文化中那种理想与现实，善与恶，肉体欲望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冲突，他们奉行一种类似苦行僧的隐忍和自我磨砺的意志训练，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主人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被逼入一种绝境，最后他就靠了这种磨难成为真正的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和强者。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人又极其耽腻肉体的享乐，而且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存在所谓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善恶冲突，所以并不会因此造成精神上分裂的痛苦。

　　

　　 日本人厌恶竞争，一旦进入赤裸裸的竞争阶段，就会比单独工作时增添干扰因素，会分心去关注竞争对手的状况而忘记应付工作任务本身，失败对日本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所以他们竭力避免面对面的竞争。

　　

　　 尽管本尼迪克特对美国文化所抱的自豪感显而易见，但是她仍然努力去理解日本民族，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们不应该去想，碰到这种情形，我们美国人会怎么样？而是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会如何思考和行动。归功于她最大努力的客观精神和专精的学养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思考，这本书成为分析日本文化模式的扛鼎力作，也成为少有的从出版以来一直畅销的学术书籍，甚至可以说是对日本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目。

　　

　　 对于一个背负着太多的中日关系的历史回忆和纠葛的中国读者而言，我对这本书抱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

　　 本尼迪克特基于基督教文明的立场评判分析东亚儒家文化的日本，片言只语，字字句句，总会有一些让中国人看了触目惊心的地方，有的地方仿佛就是在说中国，比如日常生活中的细节所涉及到的“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导致的婆媳矛盾，比如同样的曾经有过的重农轻商，比如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是中国又用科举制度给这种等级制度开了一个大口子。

　　

　　 然而身为中国人，我更感兴趣的是，通过这本书追问和侵华战争相关的一些问题。

　　 日本人并没有什么道德观念，战争并不需要“正义”的借口，以军事扩张实现日本的野心是他们的目的，一旦失败，他们会反省，但是，他们只会对真正战胜他们的人表示臣服。

　　

　　 不管是一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唐化”运动，还是一百五十多年以前的“脱亚入欧”，日本总是以一种令人惊叹和服膺的态度学习和吸收异族文明中最有利于自己更新和强盛的因素，但是他们又仍然保持着自身的一些东西，以一种低调隐忍的态度坚持着传承。

　　

　　 《菊与刀》的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生于1887年，卒于1948年。她两岁丧父，母亲是个中学教师，但是因为受过精神上的创伤，给女儿的成长带来精神上的不良影响，这影响了本尼迪克特的性格，她成年以后经常被琐事困扰而及其焦虑不安，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她发挥卓越的才智，她获得了人类文化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又成为出色的人类文化学家，她把心理分析的观点引入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中，与M.米德等人创立了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文化心理学派（又称民族心理学派或文化与人格学派），除了《菊与刀》，她的著作《文化模式》也是人类文化学的经典著作，另外，她热爱写作，获得过英国文学的学士学位，并且以笔名发表诗作。

　　

　　 本尼迪克特学习文化人类学的动机是追求智识上的满足，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从此登堂入室，她学习文化人类学这门屠龙之术的时候又怎么会想到有一天真的会经世致用呢？倒是那些一门心思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治学的人，最后倒成了“寻章摘句老雕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