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大转折1937》】
当时，日军大本营尚未批准攻打南京的计划，可是面对敌人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的逼人攻势，南京方面却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当各集团军撤至吴福线阵地时，南京第一次高级幕僚会议刚刚开过，在会上蒋介石表示，假如日军攻打南京，还是需要守一守；身为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刘斐认为，部队伤亡很大，且士气低落，实在不宜再坚守南京，只作一些象征性的防守即可。刘斐的意见得到了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等多数人的认同，小诸葛还提出了游击战的策略，不过大会并未形成最后决议。
但是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已经下定，他决计迁都重庆，不让日本人的企图得逞。他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称：
抗倭之最后地区与基本线乃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难，乃在最后五分钟，此时应决心迁都于重庆，以实施长期抗战之计，且可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迫订城下之盟之妄念。
两天以后，南京又召开了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与会者多了唐生智、谷正伦等人。刘斐依然主张用十几个团的兵力做一下象征性的防守，但唐生智主张固守，他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蒋介石很看重舆论，于是表示：“孟潇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次日晚上，又召开了第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己见，蒋介石则明确地表示赞同他的意见。蒋于是问大家道：“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此时谁都明白，假如日军强攻，南京注定是坚守不住的，那时就要担负丢失首都之责，所以没一个人敢应承。最后，还是唐生智打破了沉寂：“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非常高兴，坚守南京的计划就这样决定下来。
唐生智字孟潇，湖南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毕业后进湖南陆军，一路跃升成为湖南地方军阀。唐氏野心勃勃，后在白崇禧等人的策动下参加了北伐战争，可谓一大功臣，因此得以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等职。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一贯蔑视蒋介石的唐生智的野心也随之膨胀，可惜他徒有雄心而无雄才（军事才能较优而权谋手段不足，尤其缺乏地缘、人脉优势）。唐先在宁汉对立时期反蒋，结果被李宗仁部一举打垮；1929年，唐生智趁蒋桂战争复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趁着第一次蒋冯战争，他组织起了“护党救国军”并就任总司令，此时唐生智又欲联合北方军阀反蒋，但未能如愿，反而遭到阎锡山等人的敌视。唐一意孤行，匆匆发动反蒋事变，结果才发动就被驻南阳杨虎城部冯钦哉旅一个雪夜奇袭，打掉了设在驻马店的供应站，仅仅一个月后，便因四面楚歌而全军崩溃（唐与陈铭枢等人都是蒋百里的学生，蒋、唐师生渊源极深，并连累老师入狱）。
后来，唐还是乖乖地投入了蒋的怀抱，暂时寄人篱下，不过蒋介石待他还算不薄，1935年4月，唐生智被任命为陆军一级上将，尽管没有实权。唐生智不过是一个失意的政客，他不甘寂寞，也不甘实权旁落，自然非常希望通过这场抗日战争为自己聚敛名气和实力，而南京保卫战无疑是一个巨大契机！
唐氏以坚守南京为契机向蒋介石献媚，这一招作秀果然奏效。很多人以为唐生智要做安史之乱时坚守睢阳的张巡，可是李宗仁了解此人的为人和才干，所以当场翘起大拇指略带讽刺道：“孟潇，你了不起啊！”
“唐说：‘德公，战事演变至此，我们还不肯干一下，也太对不起国家了！’生智此时意态鹰扬，满腹豪气跃然脸上。”【《李宗仁回忆录》】
19日，蒋介石手令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可是愚蠢又自私的唐生智，最终不仅葬送了十万将士的性命，也根本没有践行自己死守南京的承诺，而且更给日军实施大屠杀制造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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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和谈进行时，12月6日，蒋介石得悉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日记云：“敌以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不能迫我屈服，乃已决绝乎！”次日，蒋介石飞离南京。
唐生智在就任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唐生智旧部）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如此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布署工作。
首先，把第78军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预备序列调归卫戍军序列，并准备调第66军叶肇部（粤军）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团等。最终，先后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有15个师十余万兵力。这些部队大多是淞沪战场上退下来的，消耗过大，且士气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三万人，他们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
南京的防守计划大体分作两线配备，即一部占领自京芜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镇、汤水镇（汤山）、龙潭这一弧形线的前进阵地；主力则占领复廓阵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闭锁式或半闭锁式阵地。
本来按照防御方针，南京只是要坚守一段时期的，可是后来唐生智偏要显示出自己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这样防御方针又改成了永久性防御。在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唐生智大言不惭地表示道：“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蒋介石本来是要求唐生智固守南京三个月至一年，可是他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城防工事，不由叹息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不守南京，蒋介石在政治上就下不来台。
然而，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约在11月27日前后，蒋介石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于是为他盲目地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场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连在武汉的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输送中”。
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俄出兵也有所期待。已经跌倒过一次了，可是蒋介石偏偏不长教训，又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那还是11月10日，苏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曾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当时，蒋介石已将苏俄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
可是到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俄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
这份电报与此前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一下子就感到了绝望，但是他不能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因为当时的苏俄基本就是斯大林一个人说了算的，看来斯大林是准备暂不轻举；实际上，此时的日苏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的地步，只要中国不屈服，继续苦撑，苏俄就总有还转的余裕。
鲍惠尔在他的《在中国二十五年》中曾经提及：1936年他在苏俄旅行访问，感受了西伯利亚地区苏军积极备战的气氛，可是等他到了莫斯科，感受的却不是来自远东的紧张，而是人们对于来自西方的德国的担忧；德国近在咫尺，莫斯科上下一致认为它才是苏俄的心腹大患。无疑，鲍惠尔的直觉是敏锐的。
为了给高级将领和诸侯们打气，蒋介石还自欺欺人地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可是他心里是有底的，面子固然重要，可还是保存有生力量要紧，所以到了12月11日的时候蒋便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然而，蒋介石终究不愿意放弃那一线希望，以为只要坚守住南京，那么苏俄也许会立即转变态度，这样，到了12月12日，也即是南京沦陷的前一天，蒋介石又突然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
正是蒋介石的这种反复心理、乖张举措，加上唐生智的无能、投机，都为南京保卫战的严重失败埋下了祸根。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北伐主要将领，有名的“佛教将军”，思想较为迷信。由于主持南京保卫战，引起巨大争议。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也曾特意召集了守军高级将领讲话，强调要他们务必死守；并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现在云南的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他们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他们的围（滇军有蔡锷当年留下的老底子，较有战斗力），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还嫌自己秀得不够，为了表示自己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他又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还专门通知在浦口的第1军和挹江门的第36师，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拦截、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当时，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
12月4日，右、中两路日军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12月8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与此同时，日军左路也攻陷芜湖，11日又北上攻陷当涂，继续向南京攻击前进。这样一来，南京外围前沿阵地的守军只得逐次退入复廓阵地固守。
自从占领了外围阵地后，日军于10日开始向南京复廓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了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向各城门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日军窜入光华门外廓，经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日军打退，并修好了被轰毁的城墙缺口。战斗继续到12日正午，日军主攻方向的雨花台被其攻陷。那里的守军第88师孙元良部不得不由城墙爬进城内，径趋挹江门，企图由下关渡江逃脱。后来经卫戍司令部指定的戒严部队宋希濂部堵劝，收容了约2000人，仍由孙元良率领回中华门附近作战。
到这天下午4时许，俞济时部第74军又由三汉河向下关搭浮桥，作向下关撤退的准备，又经长官部制止。这时，敌人虽然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被日军占领，但战斗并没有到最后分晓阶段。
这个时候，唐生智眼看败局已定，突然慌了神，当天下午5时左右，他首先向守城各部队长下达了撤退、突围的命令。但是，他又考虑到第88师、第87师、第36师和教导总队是经过德国顾问多年训练出来的中央嫡系部队，也是今后继续抗战的骨干部队，惟恐突围危险、损失过大，回去要受蒋介石的责备，竟然不顾命令规定，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
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因为第36师守挹江门部队及浦口第1军守江边的部队，未能及时接到命令，所以仍旧阻止部队撤退，以至造成自相开枪射击、惨死多人的惨剧。另外，由于安排不周，大部分部队没有按计划撤退，而是退入挹江门，造成极度混乱，使许多人在城门洞内丧生或淹殁在江里。
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反而一起拥到下关去了。“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装甲兵团战车第3连竟是在营副指挥下，硬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冲出挹江门的，场面可谓惨不忍睹。
最终，在激烈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10万官兵毫无代价地惨死于混乱之中，或成为俘虏而遭敌人惨杀。此外担任掩护的部队不掩护，将领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抗击和行动，也是撤退形成溃逃、结果反逃不了的诸多重要原因之一。
这又不禁让人联想起三年后，在欧洲战场上英国将领亚历山大所指挥的那次敦刻尔克港撤退，就可以清楚地比较出两者之间的差别了。其实首要的，还是在于中方领导者、指挥人员根本不顾惜人命，士兵的生命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种工具而已。
“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既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较安全的。”【《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刘斐后来评论道。
正是由于唐生智的瞎指挥和不负责任，才造成了这场莫大的悲剧，尽管蒋介石错误用人也要承担部分责任。
日军从四面包围了南京，中国士兵在突围中大量被俘。
13日日军进城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扎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殁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但终于还是没能逃过日军的魔掌。
刘斐沉痛地写道：“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一阵风吹散了。接踵而来的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
重光葵后来也说道：“攻入南京后，以中岛师团为主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在南京强奸妇女等）被张扬于世成了国际话题，遂使日本在国际上名誉扫地。”【重光葵《昭和之动乱》】确实，以往日本是作为东方几乎唯一的文明国家的形象出现于国际视野的，虽然有一些野蛮表现，但曝光率并不多，由于南京大屠杀规模之大且各国见证者之多，至此令日本的国际评价顿时一落千丈，转而被文明世界视为东方的野蛮国家——这是日本最大的失败！
此前，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已经令国际社会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和不信任，因为日本本来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结果它却带头去搞侵略了，这无异于自绝于文明世界。
这里不妨多说两句，后来的日本学者在分析日军在南京何以如此暴虐时曾经指出了很多，赫伯特·比克斯据此总结到：
日本的召集兵由于准备与训练不足，在上海战斗中以及其后死伤较大。这被认为是日军在南京大量虐杀俘虏的一个原因。部队之间在抢先到达南京以及包围南京城等方面互相竞争，为了攻陷南京造成很大伤亡，也加深了士兵的复仇心理。日本战争目的的暧昧不明，也给士兵带来了焦躁和混乱，尤其是他们把中国人看成“劣等人种”。南京大屠杀的更深一层的原因，还应该认识到它与帝国陆军性质的关系。【《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把中国人看成“劣等人种”视为进行屠杀的动机，是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有的，当时落后不堪的中国给日本士兵造成极大的心理落差，因为他们以往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富庶的国度。】
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一直是中日两国争议的焦点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也许还有很多，比如说由于日本一贯轻视后勤补给，士兵待遇较差，容易养成抢掠的习性，而且日本士兵普遍受到官长尤其是老兵的残酷虐待，养成了变态的发泄心理；再如攻占南京的日军士兵多是已经退役的，他们在社会上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容易不守纪律、贪财放纵、跟长官称兄道弟等。另外，作为日军高层，也有意以大屠杀作为威慑手段，迫使中国屈服于日军的淫威之下。至于大屠杀的确切死亡人数，由于中日双方因各种原因都未作准确统计，以至于出现了重大分歧，比如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秦郁彦就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总数不足10万。
南京的这场失败，也是战略战术的重大失误造成的。刘斐后来指出，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而把大部分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这样就可以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同样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而没有必要令大兵团坚守一座孤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优势火力下，以至白白牺牲。
在淞沪会战之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把敌人拖住，日军就不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沦陷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军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斗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
当然，不管刘斐是事后诸葛亮也好，是真知灼见也罢，南京和中国的悲剧终究是无法挽回了，尤其蒋介石到底是个一意孤行、从不认真反省的人。
唐生智原本倒是不希望蒋介石将大量兵力投入上海战场的，可是蒋介石仍然固执己见，扬言道：“上海之战，我们就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等到唐生智弄出一个烂摊子向蒋介石请求处分时，半斤对八两的蒋居然没什么表示。先前唐生智就病得不轻，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这次灰头土脸的他要求养病获得应允，“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养了很久的病”【《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
徐源泉率领所部参加了南京外围的战斗，后来成功突围，可是经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加上后来的一系列失利，使他深受刺激，有着强烈羞耻心和自知之明的他在抗战后便选择了退出军界、政界。对比唐生智之流的恋栈，可谓是可敬可佩。而最让人想不通的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唐生智并未对南京的惨痛牺牲有丝毫的痛悔、反思之意，反而以抗战派自居，流露出不屑与汪精卫之流为伍的傲气。
须知，此时的汪精卫敢以死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他唐某人却没有这个胆量。
日军攻占南京
日本这个民族，尽管拥有很多优点，但也的确是个毫无计划性、鼠目寸光的民族，他们之所以进入中国战场的泥潭，除了体制的因素，纯粹是贪婪和冒险的必然结果。
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到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时用了形象的一个比喻：“骑在马上的喝醉了的狐狸。”狐狸是狡猾的，唯利是图的，但喝醉了就会昏招迭出，骑上马之后，就会非常危险。
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富勒在其所著的《战争指导》一书中，曾经指出过这样两点：
第一，战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另一类具有无限的政治目的，但对胜利者有利的往往是前者而非后者。
第二，野蛮的行为在战争中很少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这是一条殊少例外的真理。另一条真理是绝对不要逼迫你的敌人作困兽之斗，虽然你可能赢得战争，但几乎必然会使战争作不必要的延长，那对于你也还是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这样两条是富勒根据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假如日军能够遵循这样两点忠告，见好就收，那么当时整个中日战争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了。
甲午战争正是有限战争的范例，而进行全面战争则是非常危险的。小毛奇（毛奇的侄子）在一战前曾经告诫过威廉二世，说道：民族战争“不是一次决定性会战所能解决，必须经过长期苦战把全部国力都耗尽，否则任何国家都不会屈服。而在这样的战争中，即令能获得胜利也还是得不偿失”。
喜多诚一郎是何应钦的老朋友，也是何曾经就读过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校友，在战争之初，何应钦也曾高屋建瓴地向喜多诚指出：“如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唯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信的话，十年后看。”何并且表示，中国人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希望日本不要轻易对中国动武。
可是，何应钦即使令喜多诚动容，也根本打动不了那些如过江之鲫一般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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