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乐书第二》中对歌乐的功能作了深刻思考。他说：“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已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即说我每次读《虞书》，读到书中关于君臣相互劝诫，天下只有如此才能接近于平安的事，以及股肱大臣不为良善，致使万事衰败的事，我没有不流泪的时候。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创作了周颂的诗篇，赞美先祖，回顾历史教训，推及自身，责罚过错；为那些周王室成长史上发生的灾难而悲痛。此情此景，岂能不说是战战惊惊、诚惶诚恐、善于守成、善始敬终呢？他认为君子并不因为被约束，才要修明道德；也不因为骄傲自满就放弃了礼仪修养。安逸时要想到创业之初，想到事业之始；沐浴在成功的膏泽之中，又能歌咏创业之勤奋与艰难，如不是大德之人谁能做到这样呢？《传》书中有句话：“治定功成，礼乐乃兴。”即政治安定大功告成之后，礼仪与歌乐才因之而兴起。司马迁此论论述了歌乐产生的政治背景，把歌乐的兴起与一朝政事之成败联系起来，说明歌乐产生于创业之初或功成之后，其直接目的就是要人们牢记先祖创业之艰难、之辉煌，激发后来者奋发有为、开拓进取之壮志。由此可见，歌乐之事从来就不是脱离政治功用的单纯的所谓艺术。
司马迁认为“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即认为四海之内，对人道的遵循的基础越是深厚，人的高尚的品德就越能得以体现，他所感到喜悦的事情就越不同于庸俗之人。盛满液体的容器，如不适当减少所容之物，则将溢出；器物达到充盈的水平，如没有适当的支撑把握，则必然倾倒。凡歌乐之创作，目的无非是节制过度寻欢作乐。君子以谦和退让为礼节，把减损过度的欲望作为愉快的事，音乐功用就是这样吧。司马迁这个观点实质就是以歌乐抑制淫逸。歌乐创作既要抒发人的愉悦之情，又不能忘记其根本目的在于激发人向上的激情和力量，控制人的过度追求享乐而使大业颓废的欲望。
这就是歌乐的教化功能。司马迁提出，“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即为政者认为各地地理、国情、民情、习俗都不同，所以要博采各地风土民情，协和万邦，比照声律，创造出优美的歌乐，以此弥补政令缺失，移风易俗，助推政治教化，达到从善如流。可见为政者创造音乐，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教化问题；而歌乐恰是最易于被百姓接受的教化途径，它在移风易俗上的作用非同寻常。歌乐发源于民间，尽管各地习俗、地理状况、生存状态不同，但以歌乐来抒发情感作为百姓的基本需求却是一致的；所以歌乐才流播甚广。歌乐的品质与水平要得到提升，就必须赋予其以新时代的内涵，引导其为新时代国家的奋斗目标服务。
他还认为“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即所以说《雅》和《颂》之类歌乐充满理智，百姓就会产生鉴赏真善美的情怀；雄壮激昂的音乐奏响起来，将士们就会闻之振奋，奋勇杀敌；郑国与卫国的靡靡之音散播起来，人就会被迷惑而生淫欲。待到调理好音乐，万事协和，一旦演奏起来，鸟兽都会被感动；何况心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友人等五常人伦、内含善恶是非之辨的人呢？这是大自然的力量所致啊！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指明了美好的歌乐不但具有教化作用，而且还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大概是自然之声作用于人，人借助主观感受、思维创造把美好的歌乐反馈于自然的结果；它达到了人与自然在心灵上的沟通与协和，使人在感悟自然中陶冶情操，这不正是天人合一的又一证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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