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们搬了新家之后，朋友给我介绍了一间针对涉外的家政公司，Anna正是接待我的高级顾问。
我们约好了日子，Anna带着阿姨来我家面试。她中等身材，素颜，有几个浅浅的褐斑，但是皮肤光洁而紧绷，看不出来她已经快40岁了，有一种，让我无法形容的舒适。
第一个阿姨做了几个月，家里有事要离职。晚上十点钟，我手忙脚乱地给Anna发微信，这次我连要求都不用再重复了，第二天她就带着合适的候选人，来面试。
她告诉我：“我在推荐候选人之外，还在做一些上岗前的培训。”
她说：“我常常会告诉阿姨们：‘人生从来都没有公平过。弱势是一种委屈，可比弱势更可怕的是，把自己困在自己的弱势里。
人生是自己的，所有的等待，哭泣，委屈，消耗的都是自己的时间。不去努力，走不出来，最后损伤的还是自己。’”
我沉默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有这种想法，一定有过不同的经历。”
她点头说：“对，我给你讲讲，我们家的故事吧，没有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雅致，但我总觉得有一天，我们的故事值得被写出来。
乞丐的女儿，怎么能够走出绝望的困境。有时候，穷也可以穷得有骨气，穷也可以穷得有希望。”
“我外婆家很穷，我奶奶家更穷，我家很穷，非常穷，真的是穷到……”回忆让Anna想起了什么，一句未净，又泪水蒙上来，有点哽咽。
Anna的妈妈到五岁还不会讲话，家里人才明白，原来她是聋哑人，可他们的家族里，并没有聋哑的基因。
大家纷纷地猜测说，估计小时候生病，土方子没管用？那时候，村子里的小孩子生病，就用土方子治，撑过去就过去，撑不过去，就是这小鬼的命。
幸好目前来看，母亲的聋哑并没有遗传给她的五个孩子，也没有遗传给孩子的孩子们。所以还是后天的可能性更大些吧？
Anna的爷爷家更穷。
她的爷爷是靠着要饭，养活奶奶和三个孩子。后来她爷爷病死了，奶奶活不下去，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爷爷的亲弟弟，又生了两个孩子。睁眼闭眼都是一群要吃饭的嘴，绝望到深渊的贫穷。
虽然很饿，但幸好没饿死。稀里糊涂的，孩子长大了。她爸爸到了结婚的年纪，经人介绍和她的妈妈结了婚。虽然爷爷家更穷，但是妈妈不会讲话，也算是一种门当户对吧？
他们结婚之后，一连生了四个女儿，Anna是老四。
1980年出生。那时村里就已经开始计划生育了，她是超生的，分不到村里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耕地，而且每年都要交罚款，结果不出意外，就是家里更穷了。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Anna的爷爷从安徽去了江西的山里开荒。
Anna的父母，把已经开始读书的大姐，安置在叔叔家。爸爸挑着竹篓子，后面放着些家伙事儿，前面放着Anna，母亲领着二姐和三姐，一起从安徽走到江西开荒。
他们在山里，用晒干的茅草搭了一个小茅屋，在茅屋前的土地上，挖了一个坑，加上锅就是炉灶。爷爷是攒了一些米的，这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口粮。
白天，爷爷，爸妈和二姐，都要在山上开荒。
要拔掉所有的野草荆棘，搬开石头，把土地刨平，整理好之后，才能准备来年的播种。没有工具，没有牲畜，全凭人工，开荒是极苦的。
三姐带着不到四岁的Anna，满山挖野蒜，这就是他们的蔬菜。山脚下有个水库，偶尔爷爷和爸爸，会抹黑捉几条鱼，鱼少人多，煮锅汤，就已经是儿时最幸福的美味了。
上山几个月，叔叔就停掉了大姐的学校，把大姐送到江西山上来。谁都穷，多一个人，多张嘴，负担不起。
而母亲的肚子日益大了起来，按日子算下去，应该在上山之前，就怀上了。
他们家，迎来了第五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子。
在Anna10岁，也就是1990年的时候，全家决定让弟弟去读书。可是山路漫长，野兽出没，有多危险。家里决定，让Anna陪着弟弟去读书，才好照顾。
十岁的一年级新生，在那间房屋破旧的小学里，倒也不奇怪。但是穷成那样，还肯送个女娃子去读书，家里没少收到善意或者恶意的问候。上学要学费不说，更重要的是，娃儿们上了学，就不能干活，一张嘴要白养着。
学费到底有多贵呢？读一年，十块钱。
每到了该交学费的时候，父亲就去村里找人借。管一个人借了钱交上学费，限期快到了，就再找另一个人借钱还上，限期再要到了，那就再找一个人去借……
我有点奇怪：“村里都是知根知底的乡亲，为什么还有人肯借钱给你们？”
Anna说：“就是苦在一起的乡亲，大家都是心知肚明。能帮一把就是一把。等到了自己需要帮忙的时候，才能相互帮衬。”
大姐十几岁了，姑姑想着奶奶遗言，商量着让大姐嫁给自己儿子，算是亲上加亲。大姐并不想嫁人，可想到姑姑家的情况，终究比自己家略好些，她还是嫁给了表哥，条件就是要供自己的弟妹读书。
生活那么难，到底为什么要供孩子们读书，其实爷爷爸妈都在动摇。家里态度最坚决的是读过两年书的大姐，只要还没有饿死，弟妹一定要读书。你们不供，我嫁人也要供他们读书。
大姐和姐夫先是去福建打工，后来大姐怀孕了，回了江西，就把Anna和弟弟接到她自己的家，供他们读书。
在1991年的时候，村里常常断电，蜡烛1角钱一支，大姐都必须要赊账。人人都觉得大姐中了邪，可是她九牛拉不回，一定要供弟妹读书。
为了讨生活，大姐和姐夫带着弟妹和孩子，从江西搬家到安徽，大姐夫有点泥瓦匠的手艺，就在安庆工地干活。
屋漏偏逢连夜雨，姐夫没干多久，就出了事故，负伤在家。每次医生来给姐夫换药，都是看着医生用剪刀夹着药棉，生生的拆下臀部的两块血淋淋的肉，伴随着姐夫撕心裂肺，没了命的喊。
这种喊声死死地嵌进到Anna的回忆中，直到现在，翻想起来，还是会泪湿眼眶的毛孔悚然。
家里没有了主要的劳动力，大姐家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全都靠着亲戚的接济，有一顿没一顿的活着。
家里连做饭的柴火都已经没有了，大姐就去人家地里拔油菜桩子，晒干了烧饭，烟大呛死人，可是节约点煤球，那都救命的钱。
都是村子里面的穷亲戚，救济大姐的同时，对大姐自身无法自保，还继续坚持送弟妹读书，多有不满。可是无论亲戚说得多难听，大姐总是一声不吭，读书是弟妹唯一的出路，不可以改变。
姐夫的伤口终于收口了，可以下地赚钱。他们卖过苹果，鸭蛋，骑着28型自行车，在乡间颠簸的土路上，一边踩一边喊。可是杯水车薪，根本填不住长着的嘴。
痛定思痛，姐夫决定来上海。
到了上海，姐夫在装修队当小工，为了省钱，睡过卡车，睡过桥洞。而大姐在城隍庙旁边的弄堂里，帮人家洗衣服。三块钱一个小时，从早上五点洗到晚上十点。
那时候，Anna已经上中学了，弟弟也读到五年级了。他们全家都从江西搬回了安徽，凭着姐姐姐夫在上海贩卖苦力赚来的钱，生活终于稳定下来。
在这个异常贫困的家里，弟弟作为唯一的男孩，一向是最宠的孩子，被捧成掌上明珠，骄横跋扈。少年的弟弟异常叛逆，常常和家人发生激烈的矛盾，然后一个人跑出去跟朋友玩，夜不归宿。
有天，弟弟又跑出去玩，第二天回来，只是说是觉得累，不舒服，昏睡了两天不醒，送去医院，没有再醒过来。弟弟就这么蹊跷的死了。
医院说，弟弟死于心脏骤停。可是正在生命力爆棚的年纪，为什么会心脏骤停？没有人能够解释出原因，全家人都把弟弟的死，归过于教育的缺失。
如果能够把他管住，不让他出去玩，不去交那些狐朋狗友……
可是，这个世上，没有也许，只有残酷的事实。
Anna中专之后，来到了上海。
那时候，上海正在大量开展旧城区改造工程，大姐夫组织了几个亲戚，加上大姐，在干着拆房子的工程。有几次拆着拆着房子塌了，人还在里面，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二姐三姐也在上海，在大姐的介绍下，做起了阿姨。可是不满20岁的Anna，不想做阿姨。
她做过导购，服务员，保洁员，去过不同的工厂，上过流水线。有一阵子，她在江苏的一个外资工厂的流水线上，包产品，对包装上的英文产生了兴趣。
她开始自学英语，没有老师，没有学校，就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对来她说，只有在学英语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离着世界，没有那么远。
兜兜转转，她还是回到上海做起了阿姨。能讲英语的阿姨，就算是今天，也抢手无比。
她做了十年的高端涉外家政，然后进入这间中介公司，从普通阿姨变成了培训经理。
大姐和大姐夫一直在做工程，趁着08年房市最低的时候，倾尽全力地买上了，上海松江区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Anna结了婚，找到一个爱她的人，有个儿子。说起她的家庭，她脸上泛起了一层珍珠色的光晕，“我们没有很多钱，但是却幸福而温馨。这一辈子，我的人生很简单，但是真的很幸福。”
按照今天世人功利的观点，没有年薪百万，没有名车豪宅，没有一屋子的爱马仕，更没有董事长投资人的头衔，这怎么能够算得上成功呢？
那么上海松江一百多平的房子，又算不算成功？
整个社会盲目拜金的“丧”文化，越来越重。“寒门再难出贵子”，击碎了多少人脆如蛋壳的梦？
无论是“寒门贵子”还是“寒门再难出贵子”，我觉得，问题根本不在于寒门，而在于什么才是评判贵子的标准。
当三岁的Anna，在江西的荒山上，满山拔野蒜的时候，她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她能在上海穿着羊绒的大衣，握着咖啡，缓缓地讲述着自己人生中的不堪。
能有机会讲述痛苦的人，都是因为已经走出了痛苦，可以云淡风轻。
人生是不公平的，因为人生从来都没有被设计成公平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起点不同，就算做出了同样的努力，走了同等的路程，并不能达到同样的位置。
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尊重，自己觉得值得尊重的人，无论这个人究竟是高高在上的精英，还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尊重一个人的价值，尊重一个人的努力，尊重一个人的自强不息，我们尊重别人的幸福。
尊重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因为买不来，求不来，要不来的，因为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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