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年，再次拿起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这本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把想象与史实有机结合而成的书来，心中仍是一番感概，五年的成长让重读的我内心激起了从未有过的涟漪，就像对已作古的李敖大师发出的由衷倾佩那样。很难想象，大师李敖是怎样在不到三百页的篇幅下以宏大的视角再现了百日维新那103天的激荡岁月的。大师终究是大师，他那洒脱桀骜的文字全面而又客观地诠释了家国、君臣、出仕、入隐、人我、是非、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丰富的主题和思想，让作为读者的我们不禁引发了对那群在历史夹缝中作出选择的人的命运的无限思考……
无疑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资格称得上是最艰难的岁月，虽然在之前的几千年里也有过战乱，有过饥寒，有过呐喊和哭泣。但那段岁月却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一次面临民族最大威胁的年代！变还是不变，走还是不走，死还是不死……总之，那个艰难的时刻给了那些站在历史夹缝里的每个人选择的机会，但当他们作下自己的选择时，其实就是选择了自己。于是乎选择不同，命运也截然不同，人人都在历史的夹缝中努力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却又无一例外地成为了那个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苦命的人！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最早做出选择的人恐怕就是西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訢了。他们一个是晚清的实际统治者，一个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他们的选择是从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就开始的，那年她二十六岁，他二十八岁。恐怕大清帝国的列祖列宗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年轻的两个人所作出的选择，将使他们苦心经营的整个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迎来巨大的希望和噩耗。虽然清政府在“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里暂时进入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但天边正在积聚的乌云、乌云中正在酝酿的风暴着实让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
于是乎，恭亲王奕訢不得不紧接着做出了自己第二个重要的选择，虽然他也倡导中国工业的发展、教育的起步以及外交的开拓。但在晚清艰难的近代化进程中，他还是难免像洋务运动的另一位领袖李鸿章一样，不幸地成为了历史的罪人。在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下、在面临丧权辱国和国家的土崩瓦解中，要不要变革？要不要割舍？他显然选择了那个或许不正确，但却是作为一个清王朝的贵族最应该选的那个。他无疑是爱自己的国家的，但正是他的爱让他在年轻时成为了守旧派中的维新者，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却迟疑了，他成为了一个百日维新最大的阻碍，以至于他的死恰恰拉开了维新的序幕，他站在历史夹缝中所作出的选择不禁让人感慨……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做出最关键的选择的人就是刚刚亲政的大清第十一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湉。他的第一个选择是极力主战日本，反对妥协。那年他二十三岁，年纪轻轻的他似乎并不知道他的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结果自然是以清朝战败告终。他是爱他自己的国家的，他显然是选择了那个他最该选的，但似乎他选错了，至于错在了哪儿？他也说不出来！而那个告诉他的人就是康有为，这个来自广东的封建官僚子弟，曾多次上书无果，后来又办过万木草堂，发起公车上书，组建强学会，是个十足的爱这个国家的人啊！
1898年6月16日，上书已十五年的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光绪帝，虽然只有两个小时，却足以成为那个艰难的时刻最关键的一刹那。那年他四十岁，而与他并肩战斗的是二十五岁的梁启超和三十三岁的谭嗣同，他们一个来自名门望族、一个来自权倾世家。谁也没有想到，三个受益于腐朽制度，因而最不该反对制度的人却首先选择了反对那个使他们受益的制度!经历了甲午战败、而又不甘心做亡国皇帝的光绪帝痛定思痛，他毫无疑问地选择了支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实行戊戌新政，因为他也是爱自己的国家的啊！
最后为那个时刻做出选择的是西太后慈禧，这是她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做出的第二个选择，他的选择毫无疑问，人们甚至怀疑摆在她面前的就只有一条路，所谓的选择只是程序罢了，但不管我们信不信，她在那一刻可能是真正的迟疑了的。或许是因为她生来是那样一个守旧的顽固派，受不了祖宗传下来的帝国就这样轻易的变来变去；或许是因为她看到了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对大清整个社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而蠢蠢欲动。她没有选择，六十岁的她只能囚禁光绪帝、斩戊戌六君子、再度训政。因为不管别人怎么想，或许她始终认为她自己是爱这个国家的。
虽然最后做出选择的是西太后慈禧，但做出最重要选择的却无疑是新军首领袁世凯。早年的他发迹于朝鲜，归国后他主张仿西法在天津小站训练大清、也是中国首支新式陆军。就是这样一个或高瞻远瞩或鼠目寸光的人，在新政实施期间，却异常积极地推动改革。事实上，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有极大的兴趣并相继提供了许多帮助。以至于光绪帝和维新派把全部地希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认为他无疑会是那个为维新派扫清最后的障碍人。但当谭嗣同面见他时，他迟疑了，他在思考，又仿佛早有答案。他是爱这个国家的吗？当然！因此他略有迟疑地作下了自己的选择，或许狡黠、或许睿智，那些都是别人的看法，道德的评判又怎能衡量政治的棋局呢？
李敖在书里说：“工业时代的人们、有钱的人们，脑中很少有修补的观念，可是农业时代的穷困中国人，他们却把任何可以报废的东西都不报废，他们珍惜旧的、爱护旧的、对旧的发生感情，他们宁肯钉钉补补，也很难汰旧换新。这种情形，变成了一种定律、一种习惯，最后变成了目的本身。所以，最后问题不再是有没有能力换新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先排除换新，一切都先维持旧的为天经地义，不能维持则以修补旧的为天经地义。所以，中国人的家里，有着大多大多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用品，父以传子、子以传孙，相沿不替。农业时代的穷困，形成了中国人的惜旧观念，从一套制度到一个脸盆，都无例外。”
显然，光绪帝和康有为在那一刻似乎都忘记了这套属于中国的理论，他们忘记了商鞅变法光制度起步就用了一百三十年，转型期又花了三百年。因此当光绪帝和康有为在为“欧州变法三百年而治，日本维新三十年而强，大清三年当以自立。”的梦想而奋斗时，其实每个人不管是维新派、顽固派抑或是中立派心中似乎早就有了答案，只有光绪帝和康有为两个人不知道罢了！他们一个是维新运动中唯一的满族人，一个是对满人维新运动最有热情的汉族人。或许当噩耗传来、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他们才真正的明白：维新不是革新，变法不是翻脸，改革不是革命，变法本没有错，但错在了操之过急……
书中开头曾写道，因为住的离法源寺近，再加上对佛法都有所研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人常常会在空闲时去法源寺和余法师参禅，他们都知道抗清名将袁崇焕就被偷埋在这法源寺里。那位维护明朝统治的将军，最终在魏忠贤余党的通敌弹劾和皇太极的趁机反间中最终成为了他的国家和他站在他那个历史夹缝所作的选择的殉葬品。至今人们都很难相信：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遭受千刀万剐之时，成为了人民眼中的卖国贼。人们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但他难道会因此就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了吗？余法师曾说：“袁崇焕的不幸正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而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自我选择的，人选择成为自己所想成为的人，并且要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如今，轮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三个人了。他们也正好碰上了袁崇焕那样一个时刻，那样一个选择和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他们知道：群体是健忘的、是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自己的国家，却不爱自己的人民。李敖在书中说：“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
康有为选择了走。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逃往了日本。自称持有皇帝衣带诏的他，积极组织保皇会，最后成为了保皇党的领袖。或许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就是这样一个曾倡导了维新运动的社会活跃分子，在辛亥革命后，却与袁世凯一样成为了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制、拥护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民国六年，五十九岁的他和张勋甚至发动了复辟、拥立溥仪登基，虽然不久就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但晚年的他始终还是宣称忠于清朝的。回顾他的一生：清朝说他太前进了，民国又说他太落伍了，保皇派说他太激进了，革命派又说他太保守了。在历史的夹缝中，他不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了吗？ 李敖在书里说：“过去他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
梁启超选择了变。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梦想破灭后，他和康有为一道逃往了日本。在海外的他曾与康有为一起推动君主立宪，但辛亥革命之后，他变了。作为新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先后领导了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在政治思想上的他逐渐走向了保守，但这不影响他还是成为了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他拥护革命、拥护共和，他甚至一度进入民国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到了袁世凯称帝、以及康有为和张勋复辟的时候，他严词抨击，并毅然地进入了段祺瑞政府，用行动去打击他老师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张。后来的他又相继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最后永远的死在了对复归传统主张的探索之中。
谭嗣同选择了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中也只有他选择了死，他无疑是“戊戌六君子”中最不该死而又最该死的人。他本可以走的，但在康有为和梁启超劝他一起走时他毅然拒绝了，站在历史夹缝中的他显然想要做出那个能让自己最满意的最后的选择。一个人肯为他奋斗的目标去死，别人还能苛责什么呢？还能挑剔什么呢？但或许很少有人知道，早年的他其实是极力主张革命的，改良在他看来一开始就是不和时宜的。但谁又能想到幸运而又不幸的他却在那一刻开始前就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呢？他迟疑了。显然，他们是爱自己的国家的，而他不也爱自己的国家吗？于是他似乎做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最满意的选择。而现在，维新失败了，他要用自己的死告诉大家：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有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他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良的时候，都太迟了。这是怎样的一种选择呢？
合上《北京法源寺》，脑中依稀回荡的是无尽的国病、人病、心病，一切的一切糅合起来造就了那个极端的国难，极端的国难也就造就了极端的生死。只是有的人为信念而死，而有的人为权力而死；有的人本不必死，但他却无畏地选择了死；而有的人迟疑地选择了生，但他的气节早已经死了。李敖说：“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也是为了觉悟生者。轮回是不可信的，死后妄信有来生，是一种怯懦、一种自私，对来生没有任何指望而死，才算堂堂的生、堂堂的死。”
其实，这不就是人生吗？你不能全选全得，你有所取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该坦然面对有所失，有所失就有所得。人间虽众生百相，但只能做一种人——只能选择做一种人，同时还得拒绝不做其他许多种的人，尽管其中还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就像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的，如果我们不去做，自有别人去，貌似我们做不做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如果我们做了，或许价值就截然不同了吧！
这又让我想起了曾被李敖狠批的龙应台以及同样被李敖狠批的《大江大海——1949》，那本书记录了多年后另一群人在另一个历史夹缝中那一刻的选择：“走还是不走？走，是一辈子；不走，也是一辈子。”无数人的悲剧也就是从那一刻所做出的选择开始的，国家走了一段弯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毁了一生。面对这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龙应台在书中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是啊！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康有为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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