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渴望进入体制，成为正规军。
这种价值取向，在我一次回顾运动会的时候，找到了源头。
小时候，一天也没上过托儿所幼儿园。我没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带，父母又是双职工，为啥没把我送进托儿所，这个问题一直没机会问。我想，可能与环境有关。我家住私宅，周围都是矿工及其家属，小伙伴家家都有个只能讲山东话的奶奶。估计我父母也就按邻居的标准，把我散养在家。就与邻居小伙伴玩儿呗，反正那年代也没偷孩子的。
第一次受刺激是发现世上有托儿所这样的机构。
我的邻家小伙伴们都比我大一岁，去上小学了。我耍单帮没人管了，我父亲只好带我上班。拎着个大铝饭盒，里边是妈妈单给我做的小灶——大米饭，居然没有菜。就随着我爸上班了。那时候他在安监科，对桌是科长。俩个大人在伏案办公，我一个人坐旁边发呆。熟悉了，胆大了，就溜出办公楼。
发现机关大院里还有个院中院，是个苏联式木栅栏的院子，里边有一群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各个都穿着老母鸡似的白围裙，人手一个嵌着铁片子的板鼓，在阿姨的示范下边跳边舞。“人家这特么才是真正的祖国花朵呢！”我扒着木栅栏眼巴巴地望着，充满了羡慕和渴望，我连野菊花都算不上。直到一个什么人过来把我当野孩子轰走。
我小时候是很淘气的，小孩子在大人办公室里不可能老实。就在走廊里乱窜，挨个屋扒着门框窥视，大人们看我的眼神都是嫌弃的厌烦的。通常有同事带孩子来，大家不都要假意疼爱和喜欢一下下吗?我长得又不丑，是我父亲人缘不够好，还是我从小的神态就充满怯懦和猥琐？我妈的解释是，七岁八岁讨狗人嫌！
那我去托儿所不就遭人稀罕了嘛？现在我连围观的资格都没有。我开始央求我爸送我进托儿所，我那时的理由是，他们能进，我为什么不能？但就是不能！理由不解释。
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是终生不喜欢过集体生活，不合群；不善于在关系复杂的人群中长袖善舞，只能在两点式的直线关系中感到安全，一旦涉及三角关系就会有边缘危机感；甚至在人群密集环境手足无措，比如一群同事在候车时三三两两闲聊的状态，或一群同学等候列队前自由活动状态。
如果非要挖掘进不了托儿所幼儿园的原因， 我想不是钱的问题，那年代本厂职工子弟入托天经地义不要钱。那就是没有床位了没有名额了，或是过了入托季节没有领导批示所长（园长）不接收！
这是我最早对体制内的艳羡。体制是有壁垒的，不是谁都能进，你爸是机关干部也不行；虽然人家是工人子弟也照样进，但就是不要你！
第二次受刺激是发现我上的小学比人家的差老大一截。
我启蒙小学是地区办的（街道办的）学校，不明白那时候的编制。类似于正规小学在社区里办的分支机构，只能这样理解，大概我赶上生育高峰了，适龄生源也大爆发。老师都是选拔（走后门）来的有点文化的家庭妇女。那个学校只有一年级，二部制授课。也就是一共八个班，前四个班上午上课，后四个班下午上课。隔一周后再掉过来。
一年级结束，按住址远近分配到其他正式小学读二年级，我就随大流分到区里的中心小学校。那年代市政不如企业有钱，区属学校破窗户破桌椅破房子。一下雨教室就漏水，所有窗户的玻璃都不全，要糊报纸代替玻璃。地面甚至是铺砖的而非水泥的，可以随意吐痰，反正用脚一碾就不见踪影。
冬天要学生轮流做值日给炉子生火。东北六点钟的时候，天刚亮，地上都是白霜，天寒地冻，我就从热被窝爬起来去做值日了。我才八岁，在家里都没干过这差事，哪里会生火，只有被烟呛得满眼流泪的份儿。于是，我父亲就骑着自行车赶来替我做值日了——还真是亲爹！不仅如此，寒假还要积肥积粪支持农业生产。一个八岁的孩子，上街追赶马车，铲起马粪收集在柳条篮子里，带回家在院子里堆成山，待开学后一担一担地挑到学校……
落差，是到我父亲单位看运动会时发现的。他们厂子弟小学那么气派，在一个日伪时期留下的红色楼房里，宽大的双层飘窗，雪亮的荧光灯，温暖的锅炉管道暖器，铮亮的水刷石地面，每年还有六一节可过，从来也没有繁重的义务劳动。同样的三块钱学费，为啥不让我上这个正规小学呢？
我父亲从来没给我合理解释。但我的理解是，他从来就没为子女教育用心过。就觉得跟着地区（现在叫街道）那些矿工子弟一起，上家庭妇女任教的学校有啥不好吗？是啊，有啥不好，这事儿要问老祖宗孟母啊！
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这个学年级在全厂运动大会上，都有出色的团体操表演——哑铃操。那些和我同龄的孩子，穿着整齐的洁白的海军衫，脖子后飘着大方形蓝色领子，双手握着木质哑铃，横着敲竖着敲对着敲斜侧着敲，变换不同队形，让我羡慕极了。那时候我还在地区小学和区里小学，因为财政不许可并没有运动会，更没有参加团体操表演的机会。看着人家的学校，那些和我同年级的学生，那么自豪那么兴奋地表演，那种眼热无法言表！
马上升入三年级了，我九岁，主动要求转学。这次我父亲照办了。
但是，我转入这个学校后，我们学年级却不再参加团体操了，奇怪的是，我们那一届到四年级五年级也没再参加表演。我也就永远地失去了在万众瞩目中表演的机会。在中学和大学里，倒是有几次做广播体操活动，事前也没排练，事中就是应卯，大家穿着颜色一致但款式五花八门的服装，比划比划动作，自己也无聊，观众也不爱看。用广播体操来充当开幕式表演，是主办者最偷懒敷衍的渎职行为。真正意义的团体操，我从来也没参加过，这简直是我终生的遗憾了。
第三次受刺激是上了个末流大学。
我九死一生考了两年才上的大学，因为志愿没报好，被调剂（划拉）到一个带帽本科的专科学校里。我国体制真是很奇葩的存在，大学分三六九等可以理解，存在“带帽”这种现象真是匪夷所思。你好好一个专科学校就培养你那层次人才就好了，非要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服教委办本科班，以牺牲众多考生权益为代价成就某些领导升格的虚荣心。而且，小试牛刀搞一届也就算了，连续四届都不经考生同意就硬录取的方式招人，让大家入学后开玩笑说去找录取老师寻仇。
本科生不仅仅是在三年专科学制上延长一年就行的。 这个理没处讲！结果是，我们身为本科生，却处处不自信能享受到本科待遇，处处跟隔壁专科生比优势；又打听其他真正的本科院校用什么教材，助学金是多少，开的课程一样吗，英语有外教授课吗，年级末要交论文吗，等等。四年里，从头到尾的不自信，始终怀疑自己上的是假本科，直到毕业时拿到了其他正规院校代发的文凭，才算落了底。哦，原来我们是代孕的！
在一个专科院校里读本科，各种不便捷非他人可以理解。比如查研究生招生目录，我们校图书馆立足为专科生服务，而专科起点不能考研究生，所以图书馆就没有这个准备。为了考研，本科同学只好走三站地到医学院图书馆去查，然后又被该校年轻的图书馆馆员勒索，查阅一次收费十元。因为路途短，连一块钱的公交车都不舍得坐，翻翻招考目录就被要了十块钱，说不委屈愤懑那是假的。如果招考学校代号当时没抄下来，或中途想改变报考院校，就得再花一个下午再花十块钱去查一次。那时候，我们月助学金才17块5啊！
参加大学英语统考CET也很别扭，其他正规本科院校只参加全国统考的四六级，根本不知道二三级的存在。但我们这个专科院校居然要参加二、三级考试。这个东北地区自行组织、由东北师大命题、三省联考的CET二、三级的水准，只相当于高中初期和后期水平，给那些严进宽出的专科生考考也就算了，让我们本科班也考，真是浪费学习资源、学习动力和考务费。
整个求学阶段，好像就这样在羡慕人家中度过的；整个成长阶段，心灵里总是充满着不如人的遗憾和自卑。造成当下的心态，就是一副对体制的求认同、求融入。好在我们毕业的年代，还实行包分配政策，大家还是都顺利地进入了体制。
改革开放这些年，其他的所有制的单位，特别是民企和私企确实在职工权益和福利待遇上不争气。从现实利益上讲，你在大型国企或者央企里挣3000，也远比你在民企外企里挣一万的利益要多，因为那些福利是隐形的！互联网公司再有钱，职工后勤保障也跟不上。据说深夜十点后，某度大厦飞出的打车订单达几千分，这么有钱的单位如果换成国企，肯定有集体公寓和通勤班车的啊，不会放着大量的租房和打车费用，白白流向社会的。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终将流向社会，当年从体制内勇于跳出来的人，除了少量精英得以脱胎换骨，大量的人在职场浮沉冷暖自知。回顾曾经在体制内的短暂几年，只能说，我曾那么靠近幸福！
我只说自己的人生，没有奢谈体制改革的宏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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