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年农历八月，明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
稍早，也就是这一年的正月初四（公元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大梁（今河南开封）为北京。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在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时认为：
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弱臣强”，朝廷得不到宗室的藩屏。
以前朝为鉴，于是，朱元璋便决定建藩。
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朱元璋分封诸位皇子（另有侄孙）为亲王，并规定一套严格的封藩制度。
关于分封藩王这一点，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朱元璋是自私、狭隘、短视的。因为，朱元璋只看到了宋、元两朝的“主弱臣强”；并没有看到汉、晋两代分封藩王的祸害。或者，在朱元璋的心里，就是只能容得下自己人，他就是要恩及子孙；或者，朱元璋心里也明白这其间的利害，但是，除此而外，他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办法。
就汉朝而言，汉高祖初期分封异姓诸侯王，导致刘邦在位时一刻也不得安生。不知道是朱元璋的猜忌、私心、或者是见识，关于分封异性诸侯王这一点，他就非常谨慎。明初，也有所谓的“开国六王”之说，但是，仔细检索资料，就会发现，所谓的“开国六王”，都是死后追赠的，这些人中，并无一人生前享受过“王”的名号、权利、职位。
刘邦认识到异姓诸侯王的危害之后，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曾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异姓诸侯王是巨大的隐患，同姓诸侯王就安全吗？
汉景帝（刘启）时期（公元前157年～公元前141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就证明：
在权力的面前，骨肉血亲斗争起来，也会毫不手软、也会毫不留情。在这次叛乱中，刘氏的同姓诸侯王不但没有起到藩屏的作用，反而成了祸乱的根源。
把明初的分封藩王与汉代的分封藩王拿来比较，有人或许会说，汉初的同姓藩王与明初的同姓藩王不同。这话自然不假。但是，就朱棣以藩王的身份可以起兵对抗朝廷、并拿下江山，可以知晓，明初藩王的权力、兵力、实力、影响力还是不可小觑的。反观汉朝，刘邦一死，吕后可以左右江山，几乎把社稷由刘姓改成了吕姓，这也从另一方面可见，当时同姓诸侯王的藩屏作用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其实，在朱元璋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分封诸皇子之后，就已经有人意识到未来的隐患了。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星相异变，朱元璋下诏，求取直言。以国子生授职平遥训导的叶伯巨上书，其中言及：
“天下可患者三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
书上之后，朱元璋大怒，说是：
“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
也就是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然敢离间我朱家的骨肉至亲，赶快把他逮来，我要亲手用箭射死他！
叶伯巨被逮押至京师之后，丞相为了救护他，乘朱元璋高兴时，报告了他已被解送到京的消息。于是，朱元璋命令，将叶伯巨下入刑部大狱（并未亲手射死）。后来，叶伯巨病死在狱中。
叶伯巨上书中的所谓“分封太侈”一事，就直指朱元璋的分封皇子的行为，其文云：
“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叶伯巨在上书明确指出：
虽说本朝分封诸王，是为了防止宋、元两代朝廷孤立、宗室不给力的弊端，但是，现在分封秦、晋、燕、齐、梁、楚、吴、蜀等同姓藩国，没有一国不连邑数十，没有一国的城郭不亚于天子都城的。更何况，这些藩国的甲兵卫士强盛，不过几世，恐怕这些藩国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一旦势力形成，再要削其地、夺其权，这些藩国必然会不满怨望（潜台词：不满怨望而有地、有权、有兵甲，必然起而叛乱。）。更有甚者，这些藩国在没有威压的情势下，也会伺机而动，觊觎大位，这可是防不胜防的。不要说藩国与朝廷是骨肉至亲，就历史而言，同姓藩国叛乱时，哪一个同姓藩国不是朝廷的骨肉血亲？这一情况，不惟汉代分封同姓王后出了问题；晋朝所分封的同姓王之乱，也是一样的隐患、甚至后果更为严重。
叶伯巨上书之中的担忧，很快便得到了验证。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立为皇太子】病死。
同年，朱元璋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将朱允炆确定为大明江山的继承人。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后，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
朱允炆登基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了藩王的威胁，他便开始与大臣齐泰、黄子澄等采取了一系列削藩措施。同时，朱允炆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准备削除燕藩。
结果，朱允炆一出手，朱棣便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起兵反抗。随后，朱棣挥师南下，与朝廷展开了争夺江山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变”、又称“靖难之役”。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攻下都城应天（今江苏南京）。
战乱之中，建文帝下落不明，或说于其在宫中自焚而死；或说其由地道逃出，隐藏于云、贵一带为僧。
同年，朱棣即位，是为明太宗【明世宗（朱厚熜）改上庙号为成祖】。
猜想，靖难之变，肯定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
朱元璋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一切会来得这么快！
从朱允炆到朱棣，虽说江山社稷是从一个朱姓手里转到了另外一个朱姓手里，虽说是朱家内部的斗争，但是，无论其间有多少理由，就正统的儒家观念来看，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叛乱、就是赤裸裸的夺权，无论朱棣如何包装、如何辩说，他都可被归入乱臣贼子一流。
这么说，并不是对朱棣有成见和偏见。
这么说，只是从正统儒家观念得出的机械结论。
这种机械的结论，有人大概会觉得可笑，有人可能会进行耻笑，还有人可能会破口大骂。
但是，须知，这机械结论的背后，却自有他的道理在。
儒家为什么一直要维护正统，一定要强调礼制呢？
因为，社会历史一再证明，在如此这般的环境氛围之下，维护正统、强调礼制才能够维护秩序。
为什么要维护秩序？
维护秩序，从初心上讲，绝对不是为了刘姓、朱姓或者其他什么姓一家的江山；维护秩序的本质，是为了苍生黎元的安稳与生存。
我想，儒家最早的出发点与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苍生黎元；而不是一家一姓、也不是政权朝廷。
比如，您或许可以说，从朱允炆到朱棣，就是朱家江山朱家坐，爱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吗？
从朱允炆到朱棣，确实是朱家江山朱家坐。
可是，靖难之变中，受害的、死去的朱家人有多少呢？
再对比一下，靖难之变中：
四年之间，靡费的社会财富有多少呢？这些财富，可是民众血汗造就的啊！
四年之间，社会的不安稳、罹战乱，又造成了多少家庭的骨肉离散呢？
四年之间，直接战死的兵卒有多少呢？
四年之间，间接受害、受伤、死亡的民众又有多少呢？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回归到苍生黎元之后，再去看维护正统、强调礼制的重要，多少或许会有一些眉目。
当然，历史的局限性、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儒家在维护正统、强调礼制时，一直都必须借助专制的政权，这就难免不被专制政权所利用，这也是不能摆脱、无法避免、难以解决的现实存在。
从苍生黎元出发，再去看江山易主之际臣子们的表现，再去看他们维护正统、强调礼制的行为，再去看他们对其价值信仰的坚持与否，并由此对他们做出或重或轻、或褒扬或批判的评定，就会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既然如此，那么，在说到靖难之变时那些建文旧臣对朱棣的态度和行为，就不得不有所论断。
按照君君臣臣的观念，朱允炆的臣子们，受的是建文帝的职，食的是建文帝的禄，他们就应该忠建文帝的事。
但是，靖难之役后，一些建文朝的文臣，既没有在当时死节、也没有在当时受到牵连打击而被朱棣关押处斩，而是立即被朱棣任用。
这么说，并不是要苛责这些文臣，并不是要翻这些文臣的旧账。而仅仅是从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念出，来观察此事。
通过观察，可以得出结论：
建文、永乐变革之际，无论怎么说，一些文臣都没有表现出读书人应有的风骨与气节、都没有表现出读书人对信仰价值的坚持。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史料来佐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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