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阶层的文化追求与担当

    余英时先生在其著作《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这样说：西方学人所刻划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挥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愈显出它的力量。如果根据西方的标准，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作用。

    那么，何为“知识分子”？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努曼伊尔·康德曾言：“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崇高的宗教承担的精神。

    中国古人以“通古今，决然否”六个字来表示“士”的特性，正可见“士”的最重要的凭借也是“理性”，亦即自身所接受的一套文化与知识系统。中国古代讲家国同构一体，在士阶层眼中犹然。儒家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决定了士阶层的文化追求与社会责任感。所以中国历史上才会有“仁以为己任”“明道救世”的大批士子的出现。如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起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与豪情。晚明东林人物“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直到现在还能振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中国士阶层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接力中，表现出的阶段性特点层层积累，塑造出了中国士阶层整体的理想化、典型化形象。

    在我看来，中国士人的原型是孔子、老子、庄子；中国士人在精神品德上的高峰是屈原和司马迁；中国士人在人格独立上的绝唱是魏晋名士，而这一切又与“儒”“释”“道”三教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兴盛与隐迹有关。“出入老释”而复“反之六经”成为大多数士大夫一生的文化生命轨迹。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士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一系列负面的文化人格与特征，这与视为“正面的”士阶层的风貌相背。觊觎官场、敢于忍耐、奇妒狂嫉、虚诈矫情、自吟自享、穷经博史而又与社会相隔离，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目的上的不道德。知识阶层整体的的突进也因这些负面因素而消磨、耗损，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样，夹在民族精神的史页上。

    今天，我们谈士阶层的文化追求与担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被体制化进而被人们所忽视的历史事实。社会学家曼罕曾言：近代以来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层，知识和思想成为他们的唯一的凭借，因此他们才能坚持自己思想上的信念。“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终身“仁以为己任”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士阶层给予我们的文化鞭策。心怀天下，关心民瘼，永不停歇地追求真理是士阶层不变的生命追求与担当。

    故陈寅恪先生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亦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忘。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018年4月25日

                              宝平儿书于曲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