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述“义利之辨”的话，我会首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喻”显然是“使明白、知晓（道理、原由）”的意思。难点在“于”，某百科上释为“对于”，似有不妥。我认为还是应当释作“在”，或者通“以”之后再释为“用”。那么，完整的译文就是：如果想让君子有所作为，需要在“义”上使他明白道理；而要让小人有所行动，则要在“利”上让他知晓原由。
简单说就是，君子要用“义”来发动，小人须靠“利”去驱使。
因为君子关注是非善恶，小人在意利害得失。
接下来再说说“义”。义者，宜也，就是按照良知最应该去做的事情。繁体“义”字的写法是“羊”在“我”上，“羊”主善主美，一个人如果总是以“善（美）”为行为宗旨和准则，所做就多是义举。孟子将义作为“德之四端”之一，认为其根源就是“羞恶之心”。不仅要羞自己的恶，更要羞他人的恶。一个人如果对自身的恶习羞愧不已、对他人的恶行义愤填膺，他差不多就可以算个义士了。疾恶如仇，打抱不平，这些不都是行侠仗义的近义词吗？
小人则不然。前人注释“小人”，多分两个方面：或指地位低贱，或指品行低劣。在“小人喻于利”这句话中，这两方面都能说通。不管是因地位贫贱生活困苦而重利，还是因修养不高德行欠缺而贪利，小人们都是一样地把利字看得很重。而那种不讲原则的唯利是图，则极易滑向小人格局。
而且，小人所在意的利害有扩大的倾向，它不仅是物质上的得失，也可能包括情绪上的苦乐。尤其是在“德行的小人”那里，不问原则地逐乐就是他们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对于别人的苦难和世道的不公，往往不但没有同情心，反而幸灾乐祸，甚至直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些统统可称小人作为。
不过，说了小人这么多坏话，并不是简单地完全否定掉了“利”的价值。人是必须先满足物质要求才能谈论其他的，而且人本能地追求快乐而厌恶苦恼。孔子就说过，假如能够致富，当个司机他也愿意。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小人喻于利”这句话就不能反过来说，因为很明显，“喻于利”者未必都是小人。商业就是一个逐利的行业，但商人未必就是小人。很多商人也是正义之士，甚至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大都投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去。
然而，孔子还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财富和权势应该是“利”的具体化了，人人都翘首期盼争相占有，但是得“利”必须要有前提，那就是符合“义”。也就是说，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但在君子那里还必须过“义”这个坎。过得去，自然也是趋利避害；过不去呢，还是以义为重。
“义”是一种比较高的人格要求，它是“仁”的外显和升级，有仁心的人未必是个义士，但义士肯定是有一颗仁心的。可是不管二者区别多大，古人都提出了“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号召，这俩词一出现，确实吓退了不少普通人。做君子不仅会放弃一些世俗享受，还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看来即使人人讨厌或痛恨小人，但君子也并不那么好做。
可见，君子、小人就是两个称谓，这俩概念分立两端，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摇摆其间的一个变量。没法说某人就是一个绝对的君子，某人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合适的说法大概是，某某更君子一些，某某更小人一点。因此，作为一种典型的驱动力来讲，义和利也就不应该截然分开。对更君子一些的人，那就以义为主，不妨再辅以利诱；而对更小人一点的人，则利诱为主，再适当以义相导。
这并不是把孔子的言论给简单而庸俗地中和了，而是因为人性远非那么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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