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一二：《论语》还可以这样读

《传习录》一一二：《论语》还可以这样读

国英问：“曾子三省虽切。恐是未闻一贯时功夫？”先生曰：“一贯是夫子见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学者果能忠恕上用功，岂不是一贯？‘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体用一源，体未立，用安从生？谓‘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此恐未尽。”

陈国英问：“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虽然真切，但恐怕这是他还没听闻‘吾道一以贯之’时的学问境界。”

阳明先生说：“以一个基本的思想贯彻始终，是孔子看到曾子用功而没有抓住用功的要领，才教导他的。学者如果真能在忠恕上用功，岂不就是做到了‘一以贯之’吗？一个基本的思想就像是树的根，贯彻始终就像是树通体的枝叶。没有对树根的种养，枝叶从哪里来呢？根本和作用出自同一源头，根本还没有确立，作用怎么能发挥显现呢？朱熹所谓‘曾子在作用发挥方面，已经可以根据具体事物明觉精察、竭力而行，只是他还没能明白那一个作为根本的贯彻始终的思想’，这话恐怕还没有说完全。”

这里出现的“国英”，姓陈，名桀，字国英，福建莆田人，是王阳明的学生。文中出现的“三省”和“一贯”均语出《论语》。

《论语·学而》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作为孔子著名的学生，在编纂《论语》方面，起着很关键的作用，甚至在此后的圣学传承上，都起着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这段“曾子曰”收入《论语》首篇，言外之意是要入夫子为学之道，可以先由曾子、有子、子夏等几位学优生的门径而入。正因为如此，曾子的“三省”功夫，才广传天下。

《论语·里仁》第十五章中记载孔子为曾参开小灶的细节——“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及“一贯”时，教学已经进入心法层面。“吾道一以贯之”出乎孔子之口，入乎在场诸弟子之耳，然而只应乎曾参一人之心。这个心法的妙用，在场诸弟子是通过曾参的“忠恕而已矣”见其万一的。可见，曾子在当时在场诸弟子中的地位，乃至于在此后传承圣学时发挥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容小觑的。

孔子在《易经·系辞上》中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隐隐然告诉后人，读书是有方法的。《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录，如果勉强概括一下的话，无非“阴阳之道”。既然是“阴阳之道”，有阴必有阳，有阳必有阴，任何试图将其支离破碎化的读法，都是欠妥的。一方面，要把《论语》当作一个阴阳整体来品读；另一方面，读到某一段具体的话时，要体会其“阴阳”，并努力找到与之相对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来参详、体悟。

传说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赵普就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众人心目中的半部《论语》，在赵普心目中大概便是“一阴一阳”的意味。

再进一步推敲，孔子讲“一贯”时，曾参为什么要解读为“忠恕”呢？师徒二人的这一心照不宣，颇有点“道生一，一生二”的意味。一个根本生出阴阳两端——这个“忠恕”同“一贯”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要理解其中的玄机，首先要回到孔子所处时代的背景。孔子所处的春秋，周的礼乐文章正在逐渐崩塌，强弱对立、众寡对立是当时的气象。如何在这种种的二元对立中，找到一个可以使之统一起来的根本立场呢？孔子后来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在试图把人、我融为一个整体。包括作为末篇的《论语·尧曰》中商汤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武王的“百姓有罪，在予一人”，都隐隐然为后人创造了一个可以统整天地万物的“一贯”根本。

曾参体察老师所言，认为这个根本便是“忠恕”，认为“忠恕之道”可以将行将分崩离析的“天下”连缀在一起，成为一个“一贯”的根本。

细体佛家讲的“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实在就是在讲孔子师徒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之中国，谁能说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一贯”脱得了干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