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日，律师给我打电话。他正在法院与被告姜某夫妇、法官在一起。法官想和我聊聊，我同意。
法官说“现在被告让你交一万五千元补偿款，你就交一下吧，把这件事办理完，房子产权属于你”。
“我不同意，买房协议上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无条件辅助我办理房产证”。
“某某，这房子安置证明上写的是被告姜某母亲的名字。而你和姜某夫妇签订了买房合同，房屋是登记制，而你打官司不可以对抗第三者”。
当年买房时，我也有疑问，姜某说“房子安置证明上写了他母亲名字，房子是他家拆迁房，社区工作人员都知道”。
法官继续说“你这官司如果继续起诉，可以打赢，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能比花一万五千元补偿费还要高”。
“你打一次官司不行，姜某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家还有兄弟姊妹，这里面还有一个遗产继承问题”。
我犹豫了一下，以前没想到这房子打官司还这样复杂。最后我对法官说，我同意调解。
这套房子我已住了十多年了，如果不付这一万五千元的补偿费，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权衡利弊，不能以小失大。
同意调解后，中午我接到调解中心电话，让我下午四点，与被告姜某夫妇一道签订调解协议。
下午，我到达调解中心，敲开门，一位中年女工作人员正与一位当事人协商。另外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正在电脑前工作。
我的被告姜某夫妇，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十多年前，双方签订买房协议。最近三年，我去他的儿子家，都是他的儿媳妇接待我。
姜某妻子穿一身黑衣服，半躺在沙发上，头上戴着白帽子。不注意看，还以为沙发上躺着一只“大熊猫”。
姜某坐在另一张凳子上，男人理着“瓦锅头”，穿着大红格子衬衫。不像六十多岁的男人。
我进门后，找工作人员自报家门，姜某的妻子听说是我。一边带着哭腔，一边说我不该起诉她家。
姜某说他要打人，不等我回复他。工作人员就吆喝着姜某“不许动手，我请了警察在门外，随时待命”。同时还吆喝姜某妻子“安静安静”。
对于姜某妻子，既想要钱又不想丢名声，他们以前在农村居住，现在虽然搬到小区居住了，左邻右舍还是以前的邻居，知道他家摊上官司了，不光彩。
如同有一种人，既想当婊子，又想为自己竖牌坊。
姜某摆出打人的架势，我想我是长大的，不是吓大的，姜某夫妇在“唱戏”给我看，其中带点恫吓的意思
我不理会他们这一套，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如同闻到一股不洁净的空气一样。
我是来办事的，跟他们不一般见识。中年女工作人员要求电脑员快速打印出调解书，让我们双方签字。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签完调解书。我转了一万五千元补偿费给姜某微信上。姜某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写收条。收条上注明，十天之内，姜某要帮我拿到房产证，否则他要接受一万五千元的双倍罚款。
对方收到补偿款后，这姜某夫妇的脸就像梅雨季节的天气，说变就变。说话也柔软些了，问我什么时间办理。我随时请假都行。
姜某在工地开车，上午忙，请不了假，下午能请假，并且说他的皮卡双排座车可以方便我搭乘去办证。
我没同意跟他一道去政务中心。第二天下午二点半，我们约好在市政务中心门口见面。
第二天下午，我看姜某鲁蛮，我让老公请半天假，陪我去政务中心办理房产过户。
我们来到不动产中心。先取号，在取号的电脑边，有位中年工作人员。可以咨询办理房产的疑问。
我拿出原始安置证明，工作人员按我的安置地址在系统里找不到。我的这个安置证明上写的是二十年前的地址，而我们小区进入不动产电脑系统时改了名称。
工作人员让我们返回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办理这两个名称为同一个地址的证明。
为了加快办事速度，我让老公先回家。我坐上姜某的皮卡车，开向社区方向。
昨天，我们在调解室，是原告和被告；是对立面。调解书达成一致后，我们双方成了一条船上的人，目标是要尽快把房产证过户到我的户头上。
来到社区，吴领导是分管房产工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立即出示了证明，并且联系好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让我们到办事处盖章。
社区工作人员说，按照常规，应在临时办证点，把房子过户给姜某，然后我们凭着调解书，在市不动产中心过户到我的户头上，因为我们有调解书。工作人员不知道这样办合不合理？
时间很紧张，办完证明，盖好街道办事处公章，我们又奔向十公里外的政务中心。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