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讲：民族音乐学与“中国经验”的塑造
就学理来说，对于如民族音乐学这样的外来理论，我们当然不仅要吸收其理论精要，同时还要使其适应于中国实际。也就是说，对于外来学说应当考虑的重点，不是如何完全复原该知识的本来原貌，而应当注意如何转化移植来的知识，使之生根、发芽、茁壮、开花、结果，成为具有个性的文化体。作者列举了一些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之前的学术观念和成果， 比如吕骥在1942 年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调查提纲》一文，不仅为后来对中国民间音乐划分奠定了基础，特别的“八分法”中还包括了“民间风俗音乐”和“民间宗教音乐”两类，这对于农耕文明为基础所建构的传统文化来说，实际上就基本囊括了今天民族音乐学所提倡“文化”部分。如杨阴浏在40年代所写《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一文，特别是其中所涉及对传统音乐保护部分，可以说已经贯穿了今天民族音乐学所提倡的声音档案保护的基本观念。还有一些例子，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系统传入中国大陆之前，实际上已经有学者所做的工作基本符合民族音乐学的思路，某种意义上，已经在尝试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只不过这些学术性感想，特别是在政治色彩很浓的年代，使得在过去学术史的发展中学术声音长期处于微弱状态。这也提醒了我们，当学术走在学术的道路上时，时很有可能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约而同地在历史的潮流中形成某种共同的理念。作者强调，所谓“中国经验”应当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固有的经验，第二个是在和西方外来理论不断磨合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学术经验，“第二”来自于“第一”，但不等同于“第一”。所以说，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同时也要看到在治学方法上的共同性。就当下情况来看，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实践尚处于“磨合”时期，我们只有把中国问题摆在世界学术观念的平台上，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判断和对话。
作者说“中国经验”所争议的重点是如何面对音乐研究中的文化问题以及把西方学说中国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如果没有西方也说的引入、对本土音乐的研究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另一方面，西学或者说学术理论如果不能有效结合地方性经验，恐怕就会落入理论空洞化的陷阱。
第五部分讲：研究文化中的音乐是如何可能的。
作者首先写人类学对于音乐研究的，继而写民族音乐学的文化研究是通过田野工作来实现的。“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尽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
本片论文写了为什么要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对音乐的研究也不仅仅是研究音乐，现在，“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专业符号。我们的学术是在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变化也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逐渐多元化的，学术的发展也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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