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治平四年，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改元熙宁，是为宋神宗。而朝堂外一位年近半百的学者匆忙前来觐见，并把正在修编的《通志》呈送给宋神宗，宋神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为该书提名《资治通鉴》，取“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
这位学者便是司马光，而他已经在这本书上花费了数年。在英宗时期，司马光担任谏官一职，并屡次就朝堂内外的乱象秉笔直言，但由于身为谏官人微言轻，许多建议并未被皇帝采纳，无法实现抱负的司马光向皇帝递交了辞呈，最终虽然辞呈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但仍让其担任龙图阁直学士。暂得清闲的司马光于治平三年着手整理史书，暂命名为《通志》，这本书参照了《史记》等书，从三家分晋讲到秦二世而亡。这项工作得到了英宗的赞赏，并作出指示，要求司马光继续按年代编写，并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编书助手。
宋朝是一个文治国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历代帝王对史书的编撰都十分重视，在司马光之前，宋朝便有专门的人员编撰帝王读物，比如当时十分著名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但这些书往往涉及正史、野史、典故、寓言，篇幅巨大，读起来十分费力，曾经宋太宗为自夸好学，把《太平总类》赐名《太平御览》，并声称：“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但可以推测出，他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翻阅几次，这和皇帝每年的“春耕”的性质实则一样的。从周代开始，立春之日，君王便亲率诸侯大夫去郊外迎春。迎春过后，率百官出宫，亲自到他的“一亩三分地”耕地松土，以示重农劝稼，祈盼丰年，也称之为“亲耕”。毫无疑问，对于帝王来说，潜心读完其中一本，基本是不可能的，之所以重视编史读史，一是向天下宣传自己的文治之功；二是劝诫臣子和读书人要潜心治学。
在龙图阁的工作经历让司马光意识到，由于史籍实在繁多，单纯的通过翻阅史书来学习历史并总结历史经验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急需一本能帮助天下读书人通读历史的集大成之作。他自述道：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能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言。从他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本书是为步入仕途的读书人编撰的，这和普通人所理解的该书是帝王之书的概念大相径庭。
或许当初赵顼为这本书题名《资治通鉴》时并未考虑到这本书的创作目的和以后的影响力，他只是和他的那些先皇一样，为了完成历代修书这一面子工程，然后再题个漂亮名字标榜自己。整个宋朝，皇家十分重视储君的执政能力和思想品德的培养，赵顼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好学且有志向的太子，在学习过程中经常由于忙于请教学问而忘记进膳，以至于他的父亲赵曙每次都要专门派人提醒。而赵顼为人也十分谦虚礼貌，平时衣帽整齐，注重礼节，天热的时候和前辈交谈也不敢用扇子，生怕让人觉得不尊重。他喜欢读《韩非子》，渴望富国强兵，而当时他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经济治国思想十分赞同。所以可以推测出他对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一事的态度，他或许对司马光的传统思想并不认同，但基于对司马光的敬重和对其工作态度的赞赏，以及对历代先皇修史传统的认可，他仍然支持了司马光的这项工作。
赵顼继位时宋朝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一方面政府内部冗官冗兵问题十分突出，以至于组织臃肿混乱、效率低下、军费开支庞大，另一方面每年为辽国和西夏缴纳的岁币数额巨大，让整个北宋财政年年亏空，国家不得不向百姓征收赋税徭役，逼得百姓起兵造反。这让宋神宗产生了改变祖宗之法的念头，熙宁元年，赵顼就召王安石进京，询问治国变法之道。王安石自上次变法失利后一直在等待时机，而眼前这位怀揣着雄心壮志的年轻帝王正和他不谋而合。第二年，变法新政便颁布出台。
新法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号， 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
这次新旧两派的斗争，宋神宗坚定的站在了王安石的一边，大量的保守派大臣上疏请辞，一时间吕公著、刘述、刘琦、钱锣、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欧阳修等一大批保守派或被劝退，或被派出京城。熙宁三年，擢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权倾朝野，于是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这次的变法在实施过程中举步维艰，新法触犯了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大多根深蒂固，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就连皇后、太后都支持保守派。并且变法方案确实也存在许多问题，在实施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国家财政和军事都得到改善，对大地主大商人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并未彻底改变上层结构，在实施过程中许多举措被扭曲和篡改，最终压力被转移到百姓头上。
司马光在这次新旧两派的斗争中，整体是偏保守派的，但对王安石的变法仍抱以观望态度，他认为部分善政可以慢慢尝试推广看看效果，并极力劝解两派讲和。他司马光有自己的立场和判断准则，比如王安石主张解放思想，司马光则主张礼仪教化，两人经常就某些问题在朝堂上激烈争辩，但当时的司马光并未就变法明确表态。直到青苗法出台，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巨大的弊端，司马光才站出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放贷收息的责任在县官而非百姓，应该对基层干部出台法律，而不是对百姓。但青苗法仍然被强行推行下去。
宋神宗对司马光是十分敬重的，他也希望司马光能够和王安石一道辅佐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因此打算提拔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但司马光借口“不通财务、不习军旅”坚决推辞，并请求离京，后得知好友范镇因直言劝谏而被罢官，于是愤然退居洛阳，不谈政事，一心扑在《资治通鉴》的编撰上。司马光甚至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只和副手一块工作，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十五年，编成之时，司马光已从那个在朝堂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的铮铮文人，变成了一个牙齿脱落，双眼模糊，身体佝偻的六十多岁的老人。
元丰七年，这位老者携全书呈给神宗皇帝，赵顼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在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睿思殿图章，并亲自做序。其实司马光离开京城之后，赵顼对变法已经产生了疑虑，并且改革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神宗开始有意无意得听取他人意见，对王安石不再言听计从。熙宁九年的时候王安石家中变故不得不辞去相位，随后彻底放弃了政务。此时失去了新旧两派支持的赵顼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无奈他又重新启用了旧派的官员，一边平衡两派势力，一边独自坚持改革。这次动荡之后，赵顼改年号“元丰”，接下来的改革由他亲自操刀，他采用了更为强硬的手段，基本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一举改善了长久以来笼罩在宋朝上空的冗官冗兵现象。
元丰八年，由于西夏战事失利，宋神宗备受打击，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大臣劝其立储，这位年轻的却胸怀大志的皇帝只能无奈的答应，并在三月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人亡政息，哲宗即位后，皇太后召司马光主政，不顾苏轼等人的反对，数月间，新党尽被罢黜，新法尽被废止。司马光将宋神宗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给西夏，以求两国重修旧好，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出卖国土、妥协苟安的行为，不仅在政治上丢了面子，而且并未解决军事上潜在的敌对关系，西夏看到了宋朝软弱的一面，重新攻占了陇西数州。不久之后王安石在遗憾中去世，随即司马光也驾鹤西去，不过新旧两派的斗争一直到后世主战主和派的党争问题成为了北宋的心头大患。
宋代以后，由于时局的不同，人们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时褒时贬，但从当时宋朝人的角度看，司马光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宋史》记载元丰八年司马光回京执政途中景象时这么写道“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人们簇拥以至于车马无法前进，百姓们都劝他：不要回洛阳了，留到皇帝身边当宰相，救救百姓吧。）京城百姓为了观看司马光的丰采，许多人竟爬树登屋窥瞰，以至“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司马光死后，京城人罢市往吊，“胃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归葬陕州时，“哭者如哭其私亲。”
司马光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是忠臣贤相、正人君子、儒家正统的角色，在个人品质上也值得称道，他的政治主张偏重于平和，和王安石疾风骤雨的行为作风正好矛盾，但司马光并不会因为政见不合而攻击王安石，相反二人在私下里偶有交往。并且司马光的执政理念更容易被当时的百姓接受，他在朝廷中德高望重，被大多数人拥护。所以我们在看待司马光的时候，不能单纯的以保守派来称呼他，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他。他说他之所以写《资治通鉴》是因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这本书虽然是为封建统治所做，但其价值并不局限于“统治技术”，他不仅为后人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参考，而且它的主题涉及仁、义、礼、智、信各个方面，提倡爱民，爱国，善政，是一部具有值得所有人反复研读的历史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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