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室生活

1.

我的一生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就没干过别的。自毕业之后，我跟奶奶说，这辈子我肯定不会去工厂当工人，像我爸他们一样。

我的工作大大超出了奶奶的预期。中考时，我想考15中，奶奶不同意，非让我报了一个学外语的中专，中专上完可以直接上个师范，出来当老师。

我没有按照她给我指的路，当然更没有当老师，而是选择了外事专业，毕了业直接分配去了预防医学科学院外事处当了个小秘书。

我还记得处长是个女的，姓什么我忘了，副处长姓马，是个男的，戴个眼镜，瘦瘦的。处里还有两个科员，我是处里最年轻的一个。

我的工作是帮助院里的人办出国签证。当时预防科学院在天坛南门附近，每次办签证不是骑着我那辆20红色小女车就是坐公共汽车，去往大概十多公里外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刚开始马处长带着我一起去，时间长了，他就让我一个人去。手里拿着几本因公护照生怕给弄丢了，到了外交部放下护照的那一刻，心才算放下来。

除了办签证，有时还有外事接待的任务，就是接待那些来自国外医学院的教授们，安排他们的行程，带着他们去名胜古迹参观。

说实话，这份工作让我觉得有些无聊。说好听的，在外事处工作，可实际上我就是个跑腿的。单位里的气氛也是死气沉沉，除了开会就是开会，有的人上班没事干，一杯茶一张报纸就可以混一天。

干了半年，我有了想辞职的想法。我跟奶奶说，我不想干了。奶奶看我这样有些着急，马处长也来了我们家。如果辞职，奶奶就要帮我退回医学院付给学校的代培费。在我的极力坚持下，奶奶顺了我的意。

我一手结束了自己人人艳羡的公务员生活。

陈院长问我：“你为什么要辞职？我们院里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说：”我还年轻，不想在这里混日子，你看他们没事就看报纸，一过就是一天，我不想这样。”

2.

离开医学院，我就去日本的熊谷组找了份工作，还是当秘书。我有好几个同学也在熊谷组，一帮年轻姑娘在一起，让我觉得特别开心。

熊谷组是日本著名的建筑商，王府饭店就是他们的作品。我被分到采购部，我老板是个意大利帅哥，黑头发黑眼睛、健硕的身材。他有个澳大利亚女朋友，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有时我也会嫉妒他的女朋友。一次，他从意大利回来送给了我一条黄色围巾，让我有点儿想入非非。

王府饭店建好后，熊谷组就解散了，我的意大利帅哥走了，随后我被分配到宴会部做秘书。老板是个菲律宾女人，她还有个副手也来自菲律宾。她整天浓妆艳抹咋咋呼呼，扯着个嗓子总是“Shirley、Shirey”地叫着我，好像把我当成了她的佣人。

在办公室里，她不让我说中文，就算是和其他部门的秘书一起也不让说。我特别烦她，就开始消极怠工，每天迟到不说，还经常请假不来上班，气的她整天冲我叫唤。

干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我实在不喜欢饭店的工作，整天跟这么一个尖酸刻薄的女老板打交道。虽说王府饭店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酒店，超五星级的，可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辞了职。

3.

在跟酒店辞职前，我已经偷偷去了FESCO总部面试。他们让我在打字机上打字，字体有书写体和印刷体，我在他们规定的时间内顺利过关。

我在外企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是大名鼎鼎的IBM，记得外企人事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说，IBM公关部招一名秘书，你去面试吧，不过我们推荐了好几个人，人家要不要就看你自己了。

IBM公司当时在丽都饭店的写字楼里。我特意为这次面试烫了头发，还花800元买了一身藏蓝色套装。给我面试的是个美国老头儿，他是行政部总监。他安排我们几个人进了一间办公室，然后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A4纸，他说你们每人写一篇小短文，文章的主题是“我的家庭”。考完笔试是口试，口试就是跟老头儿随便聊几句。

从IBM出来，心里有点儿忐忑，也不知道自己考得如何。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外企人事部来电话通知我，我被录取了。从此开启了我在外企的办公室生活。

在IBM里我仍是最年轻的员工，我们部门还有一个比我仅大一岁的男孩子叫那威。他说，终于来了一个比他年龄小的。那威也是北京人，性格开朗，还特别爱说话，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是小记者班的学员，从小就参加各种活动。

那威对我十分照顾，工作上有什么问题他总是帮我解决。每天中午去餐厅吃饭时，他边走边跟酒店员工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比我小，她现在是最小的一个，好像他年龄最小这件事整个酒店都知道一样。

我的工作是前台秘书，英文专业当时最好的工作就是干文秘，而且在外企当秘书更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那个年代，外企公司发的工资都是外汇券，一元外汇券相当于1.8元人民币。除了基本工资外，每个月还有1000元外汇券的餐补。这样算下来，在当时也算是个高工资。

从最初在医学院工作每月90元的工资到IBM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对于一个刚刚毕业走入社会的小女孩来说，未免有点头脑发晕。每天30多公里的路程，从最初的乘坐公共汽车变成了每天打车上班。

在IBM做了大概一年之后，我被老板炒了鱿鱼，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我太年轻。我因为年轻进入了IBM，也因为年轻被辞了工。

不过这一年里，IBM里发生了几件事情至今都让我记忆深刻。一个男员工因为长期与老婆分居在宿舍里自杀了，他的孩子刚刚出生了几个月；一个女员工偷了钱包扔在了卫生间的马桶里，后被发现，被警察带走了。

公司里也尽是鸡零狗碎、明争暗斗，也可以说我就是他们斗争的牺牲品。

4. 我在外企的第二份工作是一家丹麦的船运公司，老板是个丹麦的黄头发的小伙子。我的工作同样是做秘书，负责运单的打印和一些行政工作。

老板起初非常喜欢我，可公司的二把手是个中国人，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嗓音竟细得如鸡叫，我听说他是个同性恋。不知为什么，他总是看不上我，总在老板面前说我坏话。

我一个单纯的小姑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莫名其妙地老板就变了脸。

干了一年半之后，我离开了这家公司。

5. 第三份工作是美国的美敦力，这是一家做心脏瓣膜的世界500强公司，在这里我干了大概九年的时间。

最初公司只有四个人，北京两个，上海一个，广州一个。我做行政工作，其他三个人都是销售，老板是个香港人。我们的办公室在香格里拉饭店的写字楼里。

平时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每天忙完工作就在房间里看凤凰卫视，中午休息时还去楼下的健身房游个泳，下了班去餐厅喝杯咖啡吃份西餐。

我特别喜欢香格里拉一层大厅的那个咖啡厅，咖啡厅后面有个特别漂亮的后院。在咖啡厅里，我遇到过当时在工体开演唱会的刘德华、黎明和张国荣。

后来办公室搬到了美术馆对面的华侨大厦，过了几年又从华侨大厦搬到了国贸。公司的规模也从四个人变成了上百人，北京办公室也改成了北方区，总部搬去了上海，成立了工厂。

我是公司里最杠头的一个，从不拍马屁，下了班就直接回家，从不加班。我最讨厌趋炎附势的那些人，因为我这样的性格也得罪了不少人。

人事总监就是被我得罪的人之一，每次她来北京出差，下班之后她总想让北京的同事陪她吃晚饭。饭桌上无非说一些恭维她的话，她长得跟包子似的，可却被这些人夸上了天。

我跟她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不能去吃饭了。记忆中她来北京我就没跟她去吃过一次饭。同事们都劝我说，你干嘛要这样跟她对着干，她握着我们的生身大权。无论他们怎么劝，我还是不愿意下了班跟他们一起陪着她说废话。

2000年7月，与公司合同到期就没有再续约，他们给我做的评估说我工作不达标，我知道也许我去吃饭了可能还会在留在这里继续工作。

6. 从美敦力出来，我辗转去了一家德国公司干了一年，去了一家日本公司干了三个月，还在西门子做过兼职。最后去了美国天河网络公司。

在天河网络公司干了三年，然后天河网络被英国的泰德广播收购，一年之后泰德广播又被瑞典的爱立信收购。就这样被卖两次，但工龄算是延续了十年 。

泰德广播是我最喜欢的一家公司，老板是个大眼睛的北京人，比我只大了一岁。他为人特别正直，所以办公室的气氛就非常好。公司除了我和邢工是女的，其余的全都是男的，我们只有十个人。邢工后来得了白血病，治疗了一年之后去世了。

我们从2006年认识至今已经有十多年了，虽然大家现在都已经离开了泰德广播，可我们还像一家人一样，每年至少聚上一、两次。

爱立信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家公司，北欧的公司对待员工非常人性化。下午上班累了，楼下有咖啡厅可以喝咖啡，坐着累了可以站着办公，而且周五员工可以带孩子来上班。如果员工对自己的上级有意见也可以投诉，公司不会因为员工的投诉就给你穿小鞋。到了年底，员工和老板之间互相做评估。

爱立信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尊重每一个员工。

离开爱立信是因为我们部门被取消，与别的部门合并，所以我也不得不离开了。

7. 我人生中做的最后一份办公室工作是在一家齿科公司。

这是一家民办公司，在这家公司只干了一年半我就离开了，因为在外企工作惯了，实在不习惯民办公司的管理方式。每天扫脸打卡，让我觉得像是对员工的一种歧视。

每天早上开例会，我也特别受不了，本来上班时间是9:00，可偏偏要早到半个小时过来开会。周末也经常不休息，公司的培训课几乎都安排在了周末时间里。

国内公司待遇也不错，可就是学不会国外公司的人性管理。公司里勾心斗角，二把手靠着混年头竟然从一个护士当上了副总。我的工作是总裁助理，据说这个职位的人都干不长，走马灯似的换人。不是总裁不满意，而是这个二把手不满意。可老板就是信任她，因为她忠实地跟着老板干了二十年。

最终我也成了二把手手下的牺牲品。

8. 终于结束了我的办公室生活，也终于结束了这种无聊乏味的格子间的日子。

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愿意回忆我在办公室的生活，因为我从来就没喜欢过这种日子。我就像是一颗机器上的齿轮，转起来了就没想过要停下。奶奶总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也因为自己的惰性一直就这么干了这许多年。

我从一个小秘书干到了老秘书。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从不想削尖脑袋往上爬。我也没有什么事业心，当时我特别羡慕周围的朋友，他们没有一个像我一样是个朝九晚五族。

我就是一个随意的性格，上班挣一份工资够花就行。我特别安心于这份工作，不喜欢跑跑颠颠当销售。坐在办公室里，没事的时候可以偷着看小说，看纸书不行就在电脑上看。只可惜我没有像卡夫卡那样，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好好写作。

小吕管我叫“办公室动物”，他说你们这些人出了办公室什么都不是，你们就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公司离了谁机器都照样运转。你们所谓的成功都是借助公司给你们搭建好的这个平台。

“办公室动物”这个词让我想起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那只大甲虫，推销员格里高尔在一天早上突然变成的这只大甲虫，在为公司和家庭耗尽了最后一点儿力气时，最终被人无情地抛弃了。

在办公室里，我们都是这只被异化的大甲虫，没有思想没有个性，行尸走肉般地坐在那间格子间里，耗尽了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