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人性——解读《竹林中》人物的自我·本我·超我

真相与人性——解读《竹林中》人物的自我·本我·超我

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被广泛文学理论及文学批判中，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超我、本我、自我三部分组成。肯定了“心理小说的人性意义”的芥川龙之介，在《竹林中》深刻揭露了人性之恶，呈现了七人不同的口供，造成真相的扭曲与人性的复杂。其中，当事人真砂、多襄丸及武弘的口供最为冲突，下面以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超我分析此三人的口供。

自我，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超我，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则”。以道德及伦理思想反制本我。

真相与人性——解读《竹林中》人物的自我·本我·超我

一、自我的彰显

多襄丸供述,其因为色欲，按计划绑了男子武弘，侮辱了女人真砂，却不打算要男人的命，这是为趋利避害，即现实原则。真砂供述，她被侮辱后的羞愧心理的“超我”人格与内心渴望被同情、认可的“本我”人格相撞，却遭遇丈夫的蔑视，产生焦虑，于是“自我”人格开启防御机制，即否认、抵消，因此心灰意冷；在害了丈夫后，她没能耐自杀，只能苟活着忏悔，这也反映其保证自身机体不受伤害，为求生的“本我”人格服务。被害的武弘借巫女之口诉说：强盗侮辱了妻子之后，又巧言巧遇骗妻子，他看到妻子的“竟然就心荡神驰地扬起脸来。”那一刻的妻子从没那么美丽过，想起这，他就怒火中烧，并且妻子竟然在和强盗走之前请强盗杀了自己，这在武弘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事情，遭受妻子背叛而愤怒的“本我”人格与作为丈夫应受尊重的“超我”人格相冲突，为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他在面对强盗是否杀害妻子的提问时犹豫了，可以看出，他在潜意识里希望妻子死去。

二、本我的隐匿

（强盗供述）强盗瞅了真砂一眼后，就一时打定主意，即使杀了那个男的，也非把女的抢到手不可。到他按计划绑了男人，侮辱了女人后，极显其本性的残酷与私欲，当他要离开时，听女人说他和她丈夫之间要死一个，她会跟活着的那个，他看到女人的眼光就打算一定把她娶到手，这反映强盗的“本我”人格，即为获得快乐，避免痛苦，为追求其舒适及繁殖。（真砂供述）真砂被侮辱后遭丈夫蔑视，为消除这种痛苦，她杀了（或许是在潜意识中杀人）丈夫，满足“本我”被认可的需求。（武弘供述））武弘在遭妻子背叛后，强盗问他是杀掉妻子还是饶她一命，单凭这句话，我就想赦免强盗的罪孽。这说明武弘为满足自尊心，想杀了妻子，避免被背叛的痛苦。

三、超我的美化

（强盗供述）在女人的请求下，强盗与男人决斗，他不是在男人被绑的情况下杀了他，而是松绑了他后公平决斗，并对男人的武功佩服，暗示自己的武功更高，强盗在满足欲望面前遵循武士道精神，这说明他遵循社会可接受的方式约束自己的行为，而在结束口供前气慨昂然地请求给自己极刑，这是他“超我”人格的美化。（真砂供述）真砂在被强盗侮辱后内心有羞耻感，且被丈夫蔑视，这说明她内心接受社会对自己的遭遇的评判，说明她明辨荣辱，保存对爱的忠贞，而这种良知与理想中的自我传递给自我，表现为羞愧。（武弘供述）男子在妻子背叛逃走、强盗给其松绑并离开后感到生的悲哀，用妻子留下来的小刀自杀，这是为追求自身的名誉，践行武士道精神，以实现自身的救赎与作为武士的荣耀。

真相与人性——解读《竹林中》人物的自我·本我·超我

结语

文中七人尤其是多襄丸、真砂、武弘的口供让读者不明所以，找不到真相，每个人的供述都有道理，但这只是他们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复原的场景而已，真相则在其背后，但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蕴含的内容，即为人性的恶，个人的私欲使得案情扑朔迷离。强盗说是他杀了男人，真砂说是她杀了丈夫，而武弘的鬼魂说是他自杀了，都是为了掩盖当时的不堪，为迎合社会的伦理标准，满足“超我”人格，而“自我”与“本我”则在口供中极力隐藏。

真砂、多襄丸、武弘有嫉妒、虚荣、骄傲、贪欲、丧心病狂等人性之恶，他们都只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口述案件的经过,他们以潜意识中的“我”在当时的情境中会如何反应作为口供，试图掩盖当时的不堪，以展现自己当时是迫不得已或大义凛然，企图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样，自我、本我、超我的肢解分离使其人格丧失完整性，利己主义的发展加深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人与自身的对立，《竹林中》作品中的人物病态、畸形、古怪、内向乃至疯癫，反映了近代日本在历史转型时期的人们复杂的精神面貌以及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然而谁是杀死武弘的凶手？作品没有揭示，因为这本就是作者虚拟的情境，而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才是重中之重，这一主题不仅就社会和人生提出问题，以资产阶级合理主义的思考性批判现实，唤醒日本社会人们的良知并表达作者对真善美的良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