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入秋，当时一位在纽约的我国知名外交官向我推荐了莫里斯·格林伯格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合著的《AIG Story》一书。这位外交官谈到，格林伯格曾亲口和她提及遭遇纽约州总检察长利奥特·斯皮策极端不公和粗暴执法的经历。我记得自己是在由纽约去华盛顿的火车上看这本书的。
格林伯格是一名斗士。他曾是一名陆军军官，参加过朝鲜战争。看格林伯格的书，不仅是想看他如何将AIG打造为万亿美元资产的全球最大保险巨头的故事，更是想看他被迫退出AIG前后的那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看他经历的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格林伯格写道，2005年纽约州总检察长利奥特·斯皮策将AIG推向了几近覆灭的深渊。格林伯格的出局演变成AIG的一场内战，演变成AIG与格林伯格间的剑拔弩张。格林伯格经历了来自AIG内部的敌意和仇恨，而AIG则长时间陷于各类商业纠纷和重重官司。其后对AIG公司治理的调整未触及实质而流于形式，使整个公司丧失了管控，丧失了对风险的管控，至而在2008年危机来临时，需要政府救助。
我尤其关注两点：一是格林伯格对斯皮策粗暴野蛮执法的陈述；二是对AIG代理律所宝维斯在其中充当角色的质疑。因此，当我打开这本书，我先是直接翻到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天有不测风云”(Hostile Change)开始的。
一、纽约州总检察长斯皮策：是否为了正义？
2005年2月，格林伯格突然遭受时任纽约州总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的发难。斯皮策在没有作任何调查的基础上，突然对格林伯格发出刑事诉讼的威胁，胁迫其辞去AIG首席执行官一职。为何如此？格林伯格写到，这是出于斯皮策的个人恩怨，是格林伯格一次“祸从口出”引起的。在一次与证券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针对当时严厉的监管环境相关问题，格林伯格用一个常见的网球术语，抨击了那些小题大做的检察官，“明明是发球踩线，却以谋杀罪名指控”（look at foot faults and turn them into a murder charge)。当天下午，AIG和格林伯格就为此接到斯皮策下令送来的传票。
在1999年至2006年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期间，斯皮策复制了原联邦检察官（后竞选为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追讨白领犯罪方面的做法。《福布斯》杂志曾总结斯皮策的一贯手法，“斯皮策先生的胜利，是靠着对他人的威胁恐吓。”斯皮策颠覆正常的监管程序，对刑事指控情有独钟，并主动利用媒体，借助来自公众舆论的压力，依靠纽约州不同寻常的法律，胁迫一些大公司尤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就范，形成极大的威慑力。由此被称誉“华尔街警长”。
斯皮策又是如何对AIG和格林伯格下手的？其一，斯皮策直接通过媒体宣称，AIG存在欺诈行为，并对AIG的外部董事施以巨大的压力。2005年3月，在那些与斯皮策有着紧密关系的律师的劝说和促动下，AIG的外部董事要求格林伯格辞去AIG首席执行官职务。其二，给AIG的外部审计机构普华永道施压。为避免重蹈安达信的覆辙，普华永道以拒绝对年度财务报告提供审计意见为手段，胁迫AIG董事会勒令格林伯格辞职。其三，对格林伯格发出传票，要求其进行宣誓质证。宣誓质证往往是执法者设置的一个陷阱。即使被质询者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一个证人在反复叙述同一件事时，前后说得分毫不差几乎不可能；两个证人在向检察官叙述同一件事时，也往往会出现矛盾之处。这种陷阱往往会让宣誓质证者轻易陷入作伪证或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其四，通过媒体直接进行中伤甚至是威胁恐吓，夸张地表现出其对格林伯格强势态势。放风要对格林伯格提起刑事指控，除非格林伯格同意和解并支付7.5亿美元的罚款。对于格林伯格为什么会受到刑事指控、罪名是什么等问题，斯皮策的回答是“格林伯格自己知道犯了什么错”。匪夷所思！在格林伯格拒绝接受其勒索行为后，斯皮策又不得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公开承认他不会对格林伯格提起任何刑事诉讼。所有的威胁都是基于斯皮策关于会计“造假、欺骗、违法”以及“向公众隐瞒事实”的指控，这些指控基于揣测，而后来的调查证明所有揣测不过是无中生有。
斯皮策直接插手被监管公司公司治理，这已严重逾越州总检察长的职权范围。任命和开除公司CEO是公司董事会最重要的决议之一，是公司董事会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斯皮策为何纠缠格林伯格？斯皮策自己说，不是出于政治宣传，也不是针对格林伯格的个人恩怨，而是AIG 的5年前的交易出了问题。此笔交易后经美国司法部审判结果显示，虽然存在问题，但错不在AIG。在与斯皮策对抗中，原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会主席肯尼思·朗格尼一语道破玄机：斯皮策带有明显的政治动机，目的在为其2006年州长竞选提高声誉。在2005-2006年斯皮策州长竞选活动中，斯皮策采取媒体追捧攻势，围绕道德和公正话题，大肆抨击知名企业家，推行其政治理念，最终赢得大选，于2007年1月荣登州长宝座。15个月后的2008年3月，斯皮策因招妓事件、资助卖淫集团并制造伪证等黯然辞职，政治生涯嘎然而止。对此，作家彼得·艾尔金德指出，“斯皮策的全部政治策略都是基于塑造出来的卫道士形象”，最终因不检点和违法行为，被撕下伪装，其表里不一的“伪君子”秉性暴露无遗。
二、AIG代理律所宝维斯：维护谁的利益？
当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面临监管和执法机构的冲击时，诸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各类中介蜂拥而至。对于他们来说，监管和执法冲击恰恰是获取暴利业务的机会，中介可以大赚一笔。在此次斯皮策、AIG与格林伯格间的“斗法”中，仅AIG一方就花掉10亿美元以上的律师费。而作为代理律师获取如此高额收益，是否就真正在维护代理人利益呢？
在AIG一案中，AIG的法律代理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这家律所与斯皮策的关系密切。斯皮策曾在宝维斯当过律师，参与该案中的一名高级检察官也曾在该律所工作过。此外，宝维斯律所很多合伙人都为斯皮策的政治活动和竞选活动捐资。被告选用那些与检察官关系密切的律师来抗辩的做法并不少见，但在宝维斯律师在代表AIG的过程中，宝维斯的律师在正式的法律文件和内部电子邮件中均表示AIG的利益与斯皮策的利益是一致的，两者不是对立的。这样的定性表述，不仅说明宝维斯律所与斯皮策之间有无法分割的利害关系，而且也与这样一个逻辑是一致的，即如果AIG向政府投降，而不保护公司及其员工利益，那么“AIG的利益”才能得到更好地保护。宝维斯的律师不断威逼AIG 的外部董事说：在安然案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后，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不断加大。而格林伯格坚信，AIG在交易中没有违规行为，且交易金额不大。因此，他希望公司与全体员工坚持信心，齐心协力应对局面，这个时候向执法机构示弱服软会毁了AIG。在克林伯格看来，宝维斯律所根本不能代表AIG的利益，而是代表了斯皮策的观点。从最后结果来看，在外部董事主导下的妥协最终将AIG推向几近覆灭的深渊。
尽管宝维斯名义上代理AIG的利益，但它一边向斯皮策提供各种信息，而另一边对格林伯格却是守口如瓶。这就是宝维斯与斯皮策沆瀣一气的实质体现。宝维斯律所将斯皮策和AIG的关系认定为“非实质上的对立”。据此，宝维斯律所每周与斯皮策举行电话会议，为斯皮策的检察长办公室提供大量法律服务，撰写法律文书，开展研究，并跟踪法院程序。宝维斯律所甚至邀请检察官参与他们与AIG员工的访谈。
格林伯格的律师一直反对宝维斯的这种做法，强调AIG与斯皮策在利益上是不一致的。格林伯格的律师认为，宝维斯律所更像是斯皮策的爪牙，而非AIG的代理律师，且斯皮策看上去已控制了AIG的行为。虽然斯皮策的代言人否定斯皮策控制了AIG，但代言人承认，宝维斯反复强调AIG和斯皮策在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事实上是AIG和斯皮策联手对付格林伯格。
AIG几近覆灭的事实提醒人们，即使在美国，在面临官方胁迫时，法治也会受到破坏，甚至是缺失。对于这一点，我有着深切体会，对美国政府的执法公平公正我们不要过于迷信。
格林伯格是一名斗士。我在想，如当初AIG坚定信心，齐心协力，选择据理抗争，而不是在监管当局威胁恐吓下，在代表监管当局利益的律所促动下一步步走向妥协和解，那么今天的AIG又会是怎样？历史，无法重复再来，但却在不断重演。几年前，我所涉及经历的一切，面临几乎同样的境况，由同样的中介促成妥协和解，结局也必然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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