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武汉美术馆》（展出中）
十月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周末，空闲无事，特意选择去5公里外的“赵师傅”用早餐。早餐过后，行至江边，本着放松娱乐、打发时间的心态就坐上了驶往武汉关码头的轮渡。我依稀地记得上一次坐轮渡还是在初中的时候，具体是哪一年，说实话已经记不清了。可我却清晰地记得自己为什么坐上那艘破破烂烂的客船，而网络为我提供了这一便利，百度一下我便知道那已是十年前的故事了。
2010年5月，正在上初中的我，听美术老师讲毕加索的真迹正在“美术馆”展出。但我却忽略了究竟是哪一家美术馆，我只记得老师说他从学校骑个摩托车十分钟就到了。以这句话为依托，我和父亲开始在这个范围内进行排查，第一站去了湖北美术学院美术馆。我记得当时，整个场馆展出的都是学生的毕业作品，与“毕加索”三个字毫无瓜葛。最后，坐在的士上，听到司机的建议才知道原来汉口有一个“很大的美术馆”。
这是我第一次和武汉美术馆（新馆）相遇，被岁月涂上浅黄的欧式花岗岩建筑伫立在中山大道的中央，把漫长的中山大道分成了两半，另一半叫做“保华街”。美术馆的最上方，用浮雕刻成四个大字——“金城银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它曾经的名字。果然，我苦苦搜寻了一整天的“毕加索”就在这里。而从这一天起，这个地方就和我的生活交汇在了一起。
也是带着这心满意足的喜悦，我们没有直接打车回家，而是在武汉关搭上了驶往江南的轮渡。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江船的甲板，没想到我再一次踏上时已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徐唯辛《矿工》（扫描件）
一、毕加索与徐唯辛
我因毕加索而走进“金城银行”，却在这里结下了新的缘分。我也早就想到毕加索的画作不会很多，毕竟在整个亚洲地区也只有中国美术馆收藏了四幅毕加索的真迹。而武汉美术馆中的这两幅：《带鸟的步兵》和《花瓶边的男人和女人，半身像》恰恰就是来自和中国美术馆的联合展出。当然，范迪安馆长携中国美术馆一同带来的除了毕加索的两幅真迹以外，还有另外42件西方名家作品，这些作品全部来自于德国著名艺术品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的捐赠。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两幅毕加索画作的光芒早已盖过了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在外行人眼里“中国美术馆藏路德维希夫妇捐赠国际艺术作品展”（2010.4.27-2010.6.30，武汉美术馆）俨然已经变成了“毕加索真迹展”。
当我走出二楼的1号、2号两个展厅，我遇见了他（准确地说是他的作品）——一位让我看一次就记住了十年的艺术家，他就是徐唯辛。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历史一直是徐唯辛艺术创作的主旋律（樊枫，2014）。他用巨幅的半身像把那些灰头土脸，被岁月和艰辛打磨过的工人形象展现在我的眼前，而在这些“黑乎乎”的工人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希望的笑容。徐唯辛像很多艺术家一样画历史人物的肖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但他同时也画平凡的劳动人民，矿工刘永贵、矿工刘志祥……
在那一刻，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领袖们就和工人兄弟们和谐地存在于一个展厅中。这个展览被命名为《众生》，他们都是天地之间芸芸众生的一部分。无论是谁，无论是万人敬仰的英模还是默默工作的劳动者，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段记忆、一颗灵魂。就像徐唯辛教授自己所说，“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自己内心的救赎”，他的绘画，他所刻画的人物，让我在那一刻看到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让我在13岁不到的年纪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民和生命的双重力量。
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再在现场亲眼看过徐唯辛教授的展览，但我知道他在这十年里带着自己四十余年的艺术积淀走到了世界各地，也同时走进了我的心里，在我的记忆里一待就是十年，我相信他还会继续留在我的心里，一直向我输送着无穷的精神力量。
二、记忆深处的“红沙发”
什么才是艺术？
其实没有人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即便是世界一流的艺术大师也不能。毕加索、杜尚、达利……这些站在时代艺术之巅的大师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的天才，是那些技巧性选手奋斗一生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刷新着人类对艺术有限的认知。
武汉美术馆就让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摄影艺术界的“天才”——霍斯特·瓦克巴特（Horst Wackerbath）和他的“红沙发”。霍斯特的红沙发伴随他走过了数十年的岁月、几万里的土地，走上瓦特纳冰原、走上大陆板块的裂谷、走进布鲁塞尔的联合国大楼、走上不知名的公路，也走到我熟悉的武汉，在长江边、在中山公园、在老汉口的屋顶……武汉是霍斯特在中国的第一站，也是唯一一站，他在武汉留下了他的20多幅“红沙发”并将其中几幅赠送给了武汉美术馆，其中包括《陈波（Bo Chen），彝族人，中国艺术家及老师 武汉美术馆》、《汉口江滩》等。
霍斯特和他的“红沙发”让我对摄影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让我感受到了那种与“照相”完全不同的视觉冲击和艺术魅力。摄影艺术不再拘泥于对真实景观的客观反映，而是将那种来源于真实环境的精神又从真实环境中抽离出来。艺术非常强调观念，甚至观念性的表达成为了艺术创作与意义的一个起点（王春辰，2009），“红沙发”作为一种“社会雕塑”传达着超出摄影艺术本身美感的社会价值和哲学思考。借助一个共同的意象，把来自51个国家的近七百个普通人（截止至2012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整体。把来自不同自然环境、不同社会环境、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反映在观众面前。拉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距离。
“红沙发”教会了我什么是“现成品艺术”，教会了我如何站在艺术巨人的肩膀上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如果说霍斯特是杜尚的《泉》的学习者，那我觉得自己也能算是半个霍斯特的“学生”，学习他用一张“红沙发”把属于自己的哲思反映在对视觉的冲击上。
三、“逃课”美术馆
“没逃过课的大（zhong）学是不完整的”，不管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总之我逃了，我相信很多人逃了，但是我也相信没几个人会和我一样逃课去美术馆。
其实这只是一次偶然，第一我没有经常这么做，这是唯一一次；第二我也不是为了去看展而逃学。只是碰巧赶上周末休息前的最后一节课，碰巧不想听地理老师老生常谈式的考卷解析，碰巧没有人到学校来接我回家（家住武昌，在汉口上学），碰巧美术馆就在我乘地铁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列车已经发动了我还在犹豫，最终还是在江汉路站下了车。
我记得是国画和书法展览，创作者就是武汉本土的艺术家鲁永欢和万军。鲁永欢被誉为“中国长江画家”，在他五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钟情于长江山水，把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城伢对长江的热爱融入到了每幅作品之中。鲁永欢之于长江三峡，就好像吴作人之于黄河三门峡一样，在我看来就此处而言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自己却说我对长江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他被中央电视台称作“长江的儿子”，他对长江的热爱、探索，数十年如一日，直至辞世也从未改变。鲁永欢先生于2020年9月25日在武汉逝世，我有幸在多年前在武汉美术馆欣赏过他的作品。武汉作协副主席王新民（2017）在文章中提到“鲁永欢在传统中国画基础上的开拓精神”是不可磨灭的。鲁永欢运用版画艺术风格赋予传统国画以现代感，又极富审美价值。这种融合创新，在整个中国美术发展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万军作为湖北地区的书法大家，其作品也是相当出彩的。万军本人工行草，但他的一幅篆书变体作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书“明月松间照”，下有“清泉石上流”。字与字之间错落有致、相映成趣，看似排版杂乱无章，实则巧妙地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给人一种强烈的先锋感。
“楚天墨妙——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鲁永欢、万军书画展”，二人一书一画，好不有趣。“楚天墨妙”作为武汉美术馆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开辟的一个专题系列，参与到这个专题的艺术家还有张军、魏金修（2015），杨坤炳、闻立圣（2017），唐翼明、谢申（2018）等等。武汉美术馆为这些盘踞在文史研究馆里的艺术大师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展示舞台，让他们的佳作可以不断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万军书法《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选取自微博@徐潜Nova）
四、“墨与物”第二届武汉水墨双年展
这是我从澳大利亚回来以后，在武汉美术馆看的第一个展览，也是武汉美术馆自2017年首届起创设的一个长期学术品牌展。
说起“水墨”，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国画、书法，可在这里恰恰相反，你根本看不到一幅传统国画或书法作品。整栋“金城银行”在这三个月里（2019年11月-2020年2月）充斥着满满的“现代感”。参展的四十位水墨艺术家，把水墨在当代社会下可以呈现的各种可能展现出来。现代的水墨作品，不再拘泥于去表达或是描绘一个具体的意象，而是创作中所遇到的一切都将可以作为一个作品的“本初”。就像这场展览分出的六个单元：墨与笔、墨与心、墨与墨、墨与物、物与物，这些正是中国文化与现代社会碰撞的产物，“固有的中国空间”就在这种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被改造”了（王春辰，2009）。
梁铨《流星雨》（徐潜手机摄影）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辰教授，作为本次展览的主策展人，他在“墨与心”的前言中提到“墨是世界的一种物质，要领悟墨的存在方式并非孤立的现象，人的主体价值才是墨的根本”（王春辰，2019）。水墨和人心的结合，才是艺术的源泉。比如说来自日本的艺术家原田久，他为这场“双年展”带来了自己系列作品《天、地、人》。水墨在白纸上自由地挥洒，没有规律和约束，墨和笔和心在他的纸上合而为一。逐渐地，艺术家在探讨水墨与心灵的关系时，笔开始变得多余（这大概也就是把“墨与笔”放在第一单元的原因）。丢掉了画笔的梁铨，把宣纸的形状和颜色发挥到恰到好处，让色块艺术不再仅仅是西洋画的专利，宣纸和水墨一样可以碰撞出这样现代主义的艺术。
（日本）原田久《天、地、人系列》（局部）
“我们今天对水墨的知识和理解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王春辰，2019），那么对其运用的自由程度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墨作为物质的本质被艺术家在不同的空间内探讨，墨的变化就是人心和人性的变化，是社会、历史的具化，是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具体表现。
五、我与“金城银行”
金城银行大楼已经在中山大道和保华街之间伫立了9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从金融港湾变成了战时的日军特务部，抗战胜利后重新恢复银行职能，解放后成立武汉市图书馆，1957年设立武汉少年儿童图书馆（陈勇劲，2020），最后在2008年变成了我记忆中的模样——武汉美术馆。不像樊枫、鲁虹这些艺坛大佬们，在他们的记叙中，从童年时代起“金城银行”就伴随他们走过了漫长的岁月。樊枫小学时在少年儿童图书馆参加文艺演出（樊枫，2020），鲁虹在儿时就听爷爷讲起过在“金城银行”里办业务的故事（鲁虹，2020）。而生长在长江南岸的我，直至初中才第一次听说并看见这栋充满传奇的大楼。
我在这里的十年，遇见了毕加索、莫奈、马克·吕布、霍斯特·瓦克巴特、徐唯辛、傅中望、冷军等数十位中外艺术名家的作品，在这里与他们邂逅、交流。十年里，“金城银行”成为了我和艺术家们交流的首要平台，但我却从来没有真正地了解过这栋大楼自己的故事。武汉美术馆讲述自己故事的时间并不多，这是正巧赶上金城银行大楼建成90周年的契机，“艺术之城——金城银行前世今生”项目应运而生。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武汉美术馆是对坐落在交通岛上的“金城里”建筑群的一次彻底改造。金城银行背后的“金城里”最早是提供给银行员工的宿舍，在90年的岁月打磨之后已经变得破烂不堪。经过3年（2005-2008）的改造，曾经的“金城里”被整个连结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建筑体——保华街2号，也就是我熟悉的武汉美术馆。
这次彻底的改造，让本来破旧的里弄重焕青春，却也同时让耄耋之年的金城银行大楼不至于被破坏。这是优秀历史建筑利用式保护的一次成功试验。2017年11月，武汉以“老城新生”为申报主题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宋文翔，2020），“金城银行”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世界工程设计之都”对获得加盟资格的城市而言，不仅仅是肯定其在设计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是以设计为发展主题和发展定位的创意城市（唐良智，2011）。武汉美术馆作为“少有的依然屹立在市中心而且将老建筑与新建筑融为一体的美术馆”（吴洪亮，2020），其发挥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作为一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优秀美术馆，武汉美术馆在武汉，乃至华中地区的艺术建设、培养和推广上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汉口“租界区”优秀历史建筑，武汉美术馆的外观保留了金城银行的总体风格，又将“金城里”建筑群纳入到美术馆的覆盖范围之内，对武汉历史建筑的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对我个人而言，武汉美术馆于我是一个释放心灵的地方，我在这里可以和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跨越时代的艺术家们近距离接触，在这里感受艺术带给一座城市的多层次魅力，甚至只是在这里打发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
毫无疑问，武汉美术馆是我在这十年里重复造访次数最多的文化艺术场所。我在这里享受到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享受不到的乐趣和满足感。记得2017年12月31日，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美术馆门口排了近两个小时的长队，只为进去欣赏来自地球另一端的《睡莲》真迹。这也是武汉美术馆开馆以来从未有过的场面，单日高峰达4000人次（宋文翔，2020）。这绝对是，武汉身处中西方艺术交流前沿的一次成功尝试，也为武汉向艺术之城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武汉美术馆的发展伴随着我的成长，我也亲眼看着“金城银行”在现当代艺术的浸润下绽放出与众不同的光彩。植根江城，放眼全球，我相信武汉美术馆今后的路将会走得越来越远，而我也会用自己的热忱去永远拥抱这一片天堂。
参考文献
陈勇劲，《艺术之城：金城银行前世今生（1930-2020）前言》，武汉美术馆展出中，2020.
樊枫，《武汉美术馆年鉴：2008-2013》，武汉出版社，2014.
樊枫，《艺术美丽一座城市》，武汉美术馆展出中，2020.
鲁虹，《我与金城银行大楼的缘分》，武汉美术馆展出中，2020.
宋文翔，《从“金城银行”到“武汉美术馆”的历史叙事——漫谈城市发展中的视觉文化变迁》，武汉美术馆展出中，2020.
唐良智，《打造世界工程设计之都》，《财经》2011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刊，收录于《武汉美术馆年鉴：2008-2013》，武汉出版社，2014: 194-196.
王春辰，《不确定的时间与现实变形——关于当代中国的艺术》，2009. 收录于《武汉美术馆年鉴：2008-2013》，武汉出版社，2014: 172-175.
王春辰，《我眼中的“墨与物”》，“墨与物”第二届武汉水墨双年展前言，武汉美术馆，2019.
王新民，《“特立独行的山水之歌”鲁永欢老师作品欣赏》，2017.
吴洪亮，《浓缩的美感——谈谈我与武汉美术馆的携手之情》，武汉美术馆展出中，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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