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名满天下的苏轼莅临杭州，任通判，这是个行政副职，却有监督长官的职能，相当于中央特派员，权力和面子都不小。然而我估计苏通判的心情不会太过愉悦，因为他上班所在的府衙“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莫非是杭州的建筑条件不好吗？非也。
这里曾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都城，经济一度繁荣，王明清在《玉照新志》里说：“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所以说盖房子的钱应该不缺，甚至“官屋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可是进入宋朝以后，百余年间官府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终于成了危房。
难道就不能跟上级部门申请点费用吗？可以，只是火候未到，或者说在宋朝伸手找皇上要钱，那底线是极高极高的。
想当初北宋雍熙二年（985年），王宫失火，宋太宗觉得可以趁机扩建一下，像这样小里小气的腾挪不开，当然容易出问题。于是找来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搞了个项目策划案出来，PPT在皇上眼前一过，有规划、有图纸、有预算，只是需要拆迁一些民居。太宗说你们去征求一下百姓意见吧，刘延翰说已经问过了，多数人不乐意，他们问皇上家搞扩建凭什么拆我们家房子？
宋太宗一琢磨是这个道理，此事居然就作罢了。所以北宋皇家住的宫城是历代统一王朝中规模最小的，据说站在当时开封的五星级酒店“丰乐楼”上，就能俯视整个宫禁。
太尴尬了。
有这么个极端案例摆在那，刚刚到任的苏轼自然不敢提翻修府衙之事，就这么着一直干了三年，直到调任他方。
不过老苏和杭州还是有缘的，十八年后，宋哲宗年间，他又以杭州一把手的身份回来了（知州）。站在当年奋斗过的地方，苏轼不禁感慨：“怎么还是这个德性！”
他问同僚下雨天可怎么办公，同僚回答：“记住一点，下雨天千万别在大堂呆着。”
这一年的六月，终于出事了，房倒屋塌，伤了两名书吏，八月更惨，鼓角楼压死一家四口，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这下终于可以上奏朝廷请款翻修了吧，元祐四年九月，苏轼写了个《乞赐度牒修庙宇状》，曰：“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他也知道要钱不易，于是替领导想好了办法，不要现钱，只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
度牒就是出家当和尚尼姑的证件，只有拿到度牒才算是国家承认的合法僧人，可以享受一大堆免税免役的福利，所以这玩意很值钱。苏轼的计划是找朝廷要二百个名额，卖钱盖房。他还真算了一下，杭州府衙需要大修的地方至少有二十七处，所需费用为四万贯，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刚好是二百个度牒的价钱。
为了让这事顺利办成，苏轼还豁出老脸向皇太后求情，不得不说，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历朝皇后都很向着他，在他受审的时候，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在他得势的时候，是英宗的皇后背后力挺，几年前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保他，一代风流人物可能就客死蛮荒了。
看看，有几个铁杆儿女粉丝，是多么的重要。
他在给太后的信中表示，如果朝廷发现整修计划中有任何不妥，他愿意负欺君之罪。
实在是太诚恳了，加上文章写得也漂亮，最终朝廷决定：不批。
结果，第二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水灾和饥荒。苏轼再次上表，要那二百道度牒，他的计划是用卖度牒的钱买米，再把米便宜的卖出去，这样既赈了灾，又得了钱，差不多最后会有一万五千贯，虽然离预计的四万贯相差甚远，把紧要处修一修还是够用的。
这道奏折一上去，果然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毕竟事关民生，要度牒是吧？给，但是只给了三十个。
当时苏轼的心情，我们后人恐怕无法体会了，关于他的破烂衙门也再无记述，我们能知道的只是第二年，苏轼主持修建的一项公共工程，一直传到了今天，它的名字叫“苏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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