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第四期《名作欣赏》“名作求疵”开栏，刊发了我的《多余的红补丁——孙犁小说《荷花淀》求疵》一文，引发争鸣，不久被《光明日报》办的《文摘报》转载，后又多被引用到《荷花淀》的研究与教案中。那么，我为何会对孙犁先生的代表作“吹毛求疵”呢？
其实我是极喜欢孙犁先生作品的，而最喜欢的恰恰是《荷花淀》。最早接触到这篇小说，是七十年代初。那时中学语文课本像政治教材，自然不会有《荷花淀》，我却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一本泛黄破损的中学《文学》课本中读到了它，快感像阴雨天太久初晴见阳光。而作为教材学习研读，已是在七十年代末的大学现代文学课堂上。此后当中学老师时教它，教高师函授、中师、高考初习班与电大中文课讲它。在给中师学员咬文嚼字讲这篇课文时，总感觉小说开头部分的第二、三、四节有些别扭，与前后文字缺少必然的联系，好像是天外飞来之笔。
孤立地看，这三节情景交融的文字很美，但若严格从文章章法结构上来看，却是多余赘笔，属于鲁迅说的“可能可无的文字”，应该删除。于是找来不同版本的《荷花淀》看，发现好几种选本都删除了小说的第二、三、四节！比如我曾经使用过的高师函授现代文学作品选，就删除了这三节。继续扩大搜检，在查到的有关这篇小说的众多评论中，竟没有一段与这三节文字有关的分析。其中有一篇专门分析《荷花淀》语言艺术的文章，拿前五段作例时，引文中恰恰省略了第二、三、四节。那么，对于这三节文字在小说中的作用，是研究者视而不见、略而不谈呢？还是因其多余累赘而为名家讳？或者因为节选选本流传的缘故，让人们误以为小说本来就没有这三节文字？这时想到俄罗斯最著名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谈文学时把画蛇添足的赘笔称为“多余的红补丁”，于是挥笔成文，写下了《多余的红补丁——<荷花淀>求疵》千字小文，投到自己长期订阅的《名作欣赏》杂志上，竟然发表了！
时隔30年后的今天，我又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才知道这三节文字的存留曾经引发过作者与删改者的争论。张元珂、尹淑珍在《<荷花淀>的版本体系与读者接受》一文中记述：
“在1980年代，最大的修改本是由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编的《中国现代小说选》里的《荷花淀》。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在日记中说：‘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总共不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这样的增删就是胡乱作为了。孙犁对此自然非常气愤：‘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毫无疑问，后一种修改是非常有害的，是对文学和作家的双重损害。”
1980年我正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我们现代文学课使用的正是这本《中国现代小说选》。也就是说，我大学时学的《荷花淀》也是删节过的，所删即有后来被我称为“多余的红补丁”的那一节。孙犁先生对别人不经自己同意而任意删改自己作品的侵权行为非常气愤，无可厚非，理所当然，而我的商榷与武断删文性质不同，纯粹属于写作技巧的探讨，想来孙犁先生若有知，也当能宽容待之。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是固执认为，那三节文字确是多余之笔，尽管写得很美，很富有孙犁诗化小说的语言美，也正因为如此，我才称它为“多余的红补丁”。
当年拙文被我所尊崇的《名作欣赏》杂志“名作求疵”专栏刊登时，很是得意了一阵，因为同栏还刊还有余光中先生的朱自清散文求疵。但没想到在第二年的第三期杂志上，编发了淮阴师范学院一教授的与我商榷的长文，编辑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说我的文章引来很多争议，其中有一来信，说我的文章虽短，但会影响中学语文老师对孙犁作品的把握，“纠正错误很有必要”。同时还编发了多封读者来信，大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也有个别读者肯定我的观点。有趣的是，在这众多来信中，也有我的一封，我的这封来信，是称赞“名作求疵”专栏开的好，可以引发读者对名作阅读的兴趣与讨论，有利于名作的阅读深化与普及。而淮阴师范学院教授这篇与我商榷的文章的观点，我也不敢苟同。他在文章开头，说之所以大家会对《荷花淀》开头几节文字是否游离主题产生不同看法，是因为忽视了孙犁小说诗意散文化的特质，是错把散文当小说。而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若从形散的角度理解那几节文字，就不会当作“多余的红补丁”了。还说对名作要慎言求疵。但孙犁的《荷花淀》虽然富有散文诗意美，却并非散文而是实实在在的小说，怎么能用“形散而神不散”来作评判标准呢？所以从这个角度反驳我，也难服人。但杂志编辑部肯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以为发我的文章，是对名作的不尊重，因此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我当年不过是教师进修学校教师，而与我商榷的，却多是现代文学专业的大学教授学者，似乎是“动了别人奶酪”。
我虽然心有不服，但也不想再继续争论，因为估计 再写商榷文章也不会再给予发表了。文学欣赏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争论本身，不仅不能损害名作的价值，反而更有利于大众的普及。而我作为读者，提出自己的疑问，也属天经地义，质疑不是贬损。至于说我的小文会影响中学教师对这篇文章的把握，当是言过其辞的多虑吧？
与我同栏发表“名作求瑕”文章的余光中先生，也“引发众怒”。余光中先生一向以诗闻名，一首情深意浓、感人肺腑的短诗《乡愁》，足以青史留名。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有胆识的文学评论家。在这一期的“名作求疵”栏中，他的文章排在我的前面，是对朱自清先生作品求疵。余先生认为《荷塘月色》比喻荷花为出浴美人太俗套，连喻重复单调浮浅。《背影》则叙事啰嗦，写男人动不动就流泪太滥情，不含蓄。所以他的文学批评与我的小文相比，引起的是学界的轩然大波。所以后来杂志集中刊发与我们商榷的读者来信，达几十封之多，批评多于肯定。当然，来信也都对“名作求疵”栏目的开辟予以肯定，因为它激起了读者深度阅读名作的兴趣。我后来还专门买了一套余光中先生文学评论集研读，全新的文学批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深受启发。这也是我发表这篇小文的意外收获。
在此，我要向当年主编《名作欣赏》杂志的解正德先生表达崇高的敬意，敬佩他的学术担当与开创精神，首开名作欣赏新径，引发学界热议，从而推动了名作欣赏事业的蓬勃开展。而我，也未因这篇小文的“负面影响”而被封杀，此后几年在《名作欣赏》上发了四篇欣赏长文，成为我一生的骄傲。时隔二十六年后的2018年，我又在《名作欣赏》上发表了《唐诗辩证二题》，延续着我与这份名刊的情缘，温暖而又幸福。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荷花淀》语言艺术欣赏文章《大巧若拙 朴实为美——<荷花淀>艺术谈片》, 以表达我对孙犁先生的尊重与对他作品的喜爱。我还在一篇微博中，将孙犁先生的作品与《聊斋志异》相比：“聊斋将短篇小说艺术发挥到极致，其精美度令人叹为观止，尤以写女性为最佳，展示人性大美完美，如青凤，短篇文字，却有中长篇容量，情节曲折跌宕令人屏息，而留白想像处更是多多。女主人公性格多面立体，每一细节都有独异闪光点，纵是写狐，却比写人更真实亲切可爱。当代唯孙犁<荷花淀>水生嫂得其神韵。”
前几年，运河高等师范退休老教授程荣华先生还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件事：
“人至古稀之后，不知为什么，也许闭目塞听之故吧，我至今方才得以拜读徐景洲同志25年前刊发于《名作欣赏》杂志的《多余的红补丁—<荷花淀>求疵》一文。
“《名作欣赏》杂志彼时辟有“名作求疵”栏目，颇有意思，颇受欢迎。为名作求疵，其实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有意与名家过不去；名家名作其实也不都是“白璧无瑕”。有了瑕疵，我想，作者为名家，名声无论大小，大可不必讳疾而忌医。因为瑕疵一经指出，或引起争鸣而明辨之，祛除之，从而使名作臻于完美，岂不善哉。此非但无损名家声誉，文学史上所谓“一字之师”，古今传为佳话。对于读者，尤其习作者，可以汲取营养，自是受益匪浅。
“徐景洲是一位年轻而有成就的作家与评论家，与我有忘年之交。他勇为当代名家孙犁的脍炙人口的名作《荷花淀》求疵，证明其学识与胆识有过人之处，言之有理。文章刊发后，有如投石于水，激起层层波澜，居然有十几省市的读者参与讨论或争鸣，其中有重庆与江西大学的教授们。真理总是愈辩愈明，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是不无裨益的。”
程荣华先生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从文学批评有助于加深对名作的理解，并对文学创作与阅读水平提升有益的角度谈“名作求疵”的意义，颇有见地。当然，我对先生的提携后进之美意，也深表敬意与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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