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群体互动的疯狂模式——读《集体暴力的政治》

人类群体互动的疯狂模式——读《集体暴力的政治》

      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中，作者查尔斯·蒂利将集体暴力定义为：至少有两名作恶者在至少是部分地相互协作的情况下对个人立即造成肉体伤害。对于集体暴力的性质，作者给出了不同于观念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解释——因为人是通过与他人相互交换意见发展个性和实践的，也就是说人更多的是社会动物，因此个人的观念其实只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产物，个人的动机、动力和机会并没有行动主义所持的独立性，它们也只在社会互动中才发挥作用。所以，在作者看来，暴力是一种对话，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产物，而集体暴力则是论争政治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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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社会互动，更具体的说，作为论争政治的集体暴力必然包含论争的主体和论争的内容，以及具体论争时的表现形式，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互动。每个人都有不止一种政治身份，如国籍、民族、职业等，每一种政治身份都有一定的边界、共同意识和它们内部之间以及对于外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政治身份确定了论争的主体，包括政治行动员、政治大亨和暴力专家，他们往往处在社会利益的上游，从事社会不平等的剥削和机会累积活动，他们善于激发或维护集体诉求，论争主体之间在这种斗争互动过程中产生集体暴力，并影响集体暴力的程度、特性和伤害对象。

      集体暴力的产生、消灭以及发生的程度取决于政治身份集体表达诉求的方式、物质资源和参与者组织支持的波动以及更广泛的制度原因产生的不确定性（政府的权威和控制能力会直接影响到论争主体以及集体暴力的具体参与者采取暴力的成本，以及是否采取暴力的意愿，毕竟采取民主渠道表达诉求和反对派采取内战表达诉求对于集体暴力的选择会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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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分析一个集体暴力时，两个最明显的变量——参与者之间的协同性和采取暴力的显著性——反映了集体暴力的消涨。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作者将集体暴力划分为暴力仪式、协同破坏、机会主义、争吵、破裂的谈判和分散性攻击这六种形式。

      当合并丛集中时，即网络基础上的升级（处于边界的人寻求边界内的人帮助）、情境基础上的激活（将矛盾与共同意识相联系）、经纪（连接各个冲突并产生暴力专家）、证明——撤销机制（增加内部冲突影响，进而提高使用暴力的意愿）以及目标转移（脱离地域限制，转移攻击目标）这些过程出现时，区分我们—他们之间的边界被激活、极化使得参与者提高了使用暴力的倾向、暴力双方开始竞争展示、暴力专家介入从事监控和遏制等活动，这些机制直接决定了集体暴力中的协同性。

      当激活丛集中机制出现时，即有效边界、故事和关系在政治大亨和暴力专家等论争主体准入后被激活时，集体被极化并在信号螺旋作用下进一步巩固了边界从而提高了集体暴力的显著性。

      当协同性和显著性都高时，集体暴力的类型为暴力仪式，具体表现为公开的协议式暴力、固定的和有限的风险、确定的范围、程式化的边界、明确的参与者和目标、参与者与监控者或观众之间的明显区别。现实中最普遍的暴力仪式是体育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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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协同性高而显著性低时，集体暴力类型为破裂的谈判，诉求者挑战那些实施压制的代理机构，占有被禁止的场所，象征性地攻击明显目标或夺取财产，然后这些机构以武力回应。现实中最典型的破裂的谈判是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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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显著性高而协同性逐渐降低时，集体暴力的类型以此为协同破坏、机会主义和争吵。协同性破坏主要有三种形式：致命竞赛、灭绝性战斗和阴谋恐怖活动。现实中的战争、基地恐怖主义活动都属于协同性破坏。机会主义往往发生在现存政治控制的边缘或争议地带，主要内容是谋求利益和报复。刺杀可能属于机会主义。分散性攻击有着中等程度的协同性和较低的显著性。小规模冲突、武力展示和抵制都属于分散性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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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世界的集体暴力往往包含多种暴力类型，并且各种暴力类型之间相互转化。这种转化的发生机制与暴力的产生机制基本相同。

      让我们以一个真实的案例——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打砸抢烧集体暴力事件——来具体说明查尔斯·蒂利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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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为政治大亨的达赖的不断激活、联系、协调下，民族身份变成最重要、最矛盾的身份冲突。为了维护自己垄断社会不平等的利益，继续从事剥夺和机会累积活动，达赖采取了多种集体暴力的形式对抗中国政府。利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展开各种活动，迫使其在未来几年内解决西藏问题。藏独分子闯入希腊古奥林匹克遗址，企图点燃火炬，体现了集体暴力中的破裂的谈判。在拉萨市区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潜伏在人群中的参与者伺机攻击人群和财产展现了非常高的组织性和协同性，属于集体暴力中的协同破坏。另外一些普通民众参与洗劫商店，或者在金钱雇佣下参与的，则更多的是机会主义，它出现在地方政府在暴乱中失去控制的地带。此外，境外势力提供的物质资源和参与者组织支持为此次事件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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