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校园（8）

记忆中的校园（8）

   

当时学校里不但同学之间能触洽相处，师生之间也情义相通。全校二十几个老师，我对教三年级化学的漆必兴老师感情最深。

漆老师是宜春地区奉新县人，年纪刚刚二十出头，脸上长有稀疏的几个麻子。他对我特别热情，课余时间经常叫我去他房间里玩。

我在他 那儿拿了许多书看，扬沫的巜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巴金的《家》《春》《秋》、肖若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通过阅读这些书藉，使我增长了见识，向往外面世界的冲动愈发強烈。

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每次寒、署假回家返校，总有把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送给我，叫我拿回家给爸妈尝尝。文革期间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尽了折磨。

1967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上午，学校的造反浱在寝室前面这栋敎室靠大路旁的这一间批斗他，几个人将他的双手向后背交叉，用麻绳紧紧的捆绑着，令他跪在两张叠在一起的课桌上，又在他的脖子上挂上一块沉重的旧墓碑。

转眼之间他便大汗淋漓，黄豆般大的汗珠一颗颗直往下掉，不一会儿黄泥地面就被汗水滴岀了一个坑。

看着这残忍的场面，我觉得漆老师非常可怜，心疼无比又爱莫能助，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连忙站起身低下头，强忍着哽咽跑回寝室，葡伏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漆老师于1970年左右调回奉新老家，从此以后就再没见过他。

1993年四、五月间，我因公出差路过奉新县城，便又想起漆老师来，去寻找他的想法油然而生。但因人海茫茫，又人生地不熟，不知从何着手找起，加上行程不能由自己作主，最后只好遗憾作罢。

师恩浩荡无以相报，敬爱的漆老师，在离开安远后的日子里，不知您是否安好？学生我永远永远祝福您！

如果要说学校里哪个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最好，肯定非体育老师何国英莫属。

因为他年轻，长得又帅，且性格开朗，为人热心，从不摆老师的架子，所以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去他的房间里玩，听他讲故事、吹牛皮。甚至连有的女同学也不避嫌，隔三五的也往他房间里跑。但从他嘴里讲出来的东西真假各占一半，不可全信。

有一次，我在他办公桌的报纸上看到个“甭”字，问他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他在报纸上瞟了一眼，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读不用，就是不要的意思”。我当时信以为真，后来经别人指正，才知道这个字应该读作“beng”，是北方话中不必的意思。

看来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字的读音和含义，只是信口一说，字的读音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字的含义却给他蒙了个八九不离十。想起这件事，我至今仍然忍俊不禁。

何老师毕业于原赣南师专体育科，是当年县里体育教师中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专业里他最突出的特长是篮球，是国家三级篮球裁判员。

他在篮球场上专司组织后卫，个子虽然不高，但跑动速度快，弹跳力特别好，抢篮板球是他的拿手好戏，在篮下常常在几个高个子人丛中，瞅准时机一个高高跃起，球便奇迹般地被他抓在手中，令一边的高佬们无可奈何。

但是，他投篮命中率却不敢恭维，尤其是在正式比赛中，每当遇到本队比分落后的时候，他往往沉不住气，一发急便频频在外围独自投“大炮”，结果是屡投屡不中，由此他便有了一个雅号，叫作“何大炮”。

“何大炮”虽稍有贬损之意，但他一次出乎人意料的惊人之举，确实爆发出犹如钢炮一般的威力，给人予强烈的心灵震撼。

那是在1968年的夏天，二年级的几个女同学中午去河里玩水，其中有俩个不幸溺水身亡。当地老俵帮忙将她俩的尸体打捞上来，放置在河岸上之后，怎么弄回学校却成了大问题。

正当学校领导不知如何是好时，何国英老师挺身而出，硬是用自己的肩膀往返两次将两副尸体从河边扛回学校。

要知道，活人扛死尸在当年这可不是一般的所为，而是人生之一大忌呀！这个让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的壮举，体现了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生命之躯的爱怜，以及身为男人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浩然之气。这种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永远值得我们崇尚和敬仰。

令人扼腕的是，何老师于1975年左右罹患骨癌不幸去世。莫非何老师的英年早逝，果真应验了"好人命不长”的魔咒？

大概是那个时候我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的缘故，在同学和老师中都颇有人缘，平时对学生要求很严，批评人从来不留情面的黄国荣主任，其实他内心也喜欢我。

1966年九月底，我与其他年级一共30多位同学被选为赴京代表，参加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他是学校的领队。他一路上对我关爱有加，坐车、吃饭甚至晚上睡觉打地铺，也要把我安排到他身旁。

记得在北京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的那天，因为到处人山人海，转着转着就跟大家走散了，我东寻西找了好一阵子，仍没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到了预先约定的集中地点，不料又错过了时间。

我索性不再找了，走出清华大学的校门，就不加思索地随便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一路上仅凭从住所出来时的一点点印象，再加上用别人不能完全听懂的安远普通话询问，稀里糊涂的七转八转，终于在晚上八、九点钟回到了住地——北京农业展览馆。

黄主任看到我回来了，马上放下中的毛笔，快步走到我身边，用手在我的屁股上轻轻地拍了几下，如释重负地说：“过刀鬼，你溜到哪里去了哇，涯哇你茅了呃”！

说完，便把即将写好的，专为寻找我的《寻人启事》揉成一团，一把丢到了桌子底下。

从次日开始，他要求我不能私自外出，集体外出必须跟着他，不能随便走开。尽管心里很不乐意，但又不敢不听。从表面看，这是限制了我的行动自由，背后却饱含着师长对学生视同已出的厚重之情。

岁月从二十世纪的60年代匆匆走进了二十一世纪的2017年，历史也随着岁月的脚步翻过了一页又一页。

我们当年在学校过的那种艰苦生活早已一去不复返。同样，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那种淳扑、真实的情感，在当今的校园内也巳踪迹难觅。

本为圣洁的校园，如今却弥漫着商品的铜臭味；本是传道授业，为世人所敬仰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神圣职业，也被极少数害群之马糟踏成了向学生索、拿、卡要的“老虎机"！

师道没有了，所谓的尊严却无处不在。有的学生年纪小小便成为“心机表”，有的竞成为了“大欺小强吃弱”的霸凌头……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在今天怎么就不灵验了呢？还有，为什么在国家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今天，人与人之间却变得情如薄纸，许多社会现象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悖，甚至整个社会风气也远不如几十年前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多少像我们这般年纪的人感到困惑与担忧！有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确任重道远。

然而，我们应当相信，诚信、友善、和谐、文明的美好时代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