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西甘教授是一位法学家，他指出，土地利用规划师必须针对每一地块考虑“兼容性、经济可行性、物业价值、现有用途、毗邻和附近用途、交通、地形、公用事业、学校、未来成长、资源保护和环境等问题。”单单确定地块在当下的经济可行性一项“就需要一场可能花费数千美元的市场调研。”制订规划需要数据，并且，要确保一项规划既有效又公平，简直需要天量的数据。
一小片城市郊区可能有上千幅地块，一座大城市可能有数十万幅，而一个特大城区则可能有数百万幅。任何一幅给定的地块可以用于数十种不同的用途：不同批量的单户家庭住宅，不同密度的多户式住宅，小型、中型或大型零售商业区，低层、中层或高层办公楼，轻型、中型或重型工业，开发成熟区或未开发空地，如此等等。
任何规划制订部门都没有对其辖区内全部地块的全部用途进行市场分析所需的预算资金。但是，规划师声称，他们能够确定整个区域内大多数或所有地块的最佳用途，并且不只是现在的最佳用途，还包括未来许多年的最佳用途，不只是考虑到市场因素，还考虑到社会、环境等非市场因素。
如果获得土地利用所需数据量大得令人怯步，那么交通数据要求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交通规划师不仅必须与无生命的土地打交道，还必须与人打交道，他们的偏好和口味各种各样，差别很大。这种多样性是这样的：大多数人每天短途出行好几趟，去不同的工作、学习、购物、家庭、娱乐所在地。想想看，有100万人几乎每天数次离开大约40万个不同的家庭，赶往类似数目的不同的目的地。没人能够收集到弄清所有这些出行所需要的数据。
许多规划师主要依赖于由他们的塔层式官僚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当信息被官僚机构筛选之后，其中很大一部分必然被冷落。规划师所构建的模型，仅仅涵括各底层官僚机构所能获得信息当中的很小一部分。
在每一层级的官僚机构，怀有各自目的的官员们趋向于传送他们认为有利于促成这些目的的信息，恰如安东尼·唐斯所指出的，“每一名官员趋于扭曲由其向上层官僚机构传送的信息，包括夸大有利于自己的数据，而最大限度贬低对自己不利的数据。”
规划师通过把东西凑合成若干层级以及为每一类别平摊数据的方式简化他们的数据收集难题。土地利用规划师为波特兰市区制订50年规划时，他们把土地用途凑集成10大类型，其中只有两类，即“内住区”和“外住区”，反映了城区内住宅用地的所有多样性情况。这种凑集式分类所丢失的细节是触目惊心的。然而，自1995年开始投入实施以来，波特兰所制订的规划已经给波特兰地区居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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