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结论——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本书的一、二两章中，作者提出本书中心思想成立的两个前提假设：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
作者认为，作为信息载体的媒介帮我们将这个世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它们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们的介入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例如，钟表是时间的媒介——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钟表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甚至是拘役于时间的人。自从钟表被发明，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而语言是文化的媒介——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本来的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因此，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媒介就像隐喻一样，本身蕴含着超越其自身意义的内涵。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
为了进一步证明“媒介指导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这一观点，作者以“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时不加任何修饰和技巧地告知陪审团以事实，此举违背雅典人一贯地语言表达方式，而被判以有罪”为事例，告诫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印刷文化的日益衰退和电视文化的同步壮大，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
从本书的第三章起，作者开始描述在印刷时代下的美国社会。
17世纪至19世纪，由于缺少娱乐的方式，印刷品几乎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方式。由于公众事务也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因此公众事务严肃而理性的表达方式影响着每一位美国公民的表达习惯。在这样的文化中，美国的话语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内容严肃。
此外，为了推行巩固铅字文化、推行教育的演讲厅和辩论也为美国人民所热衷。那时的听众可以忍受7小时的演讲，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能够理解复杂的长句，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那时的人们都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利息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出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而到了19世纪末，随着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以及无主题语言的使用，例如广告商的口号等，“娱乐业时代”特征开始显现。
在“娱乐业时代”，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空间不再是限制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的障碍。电报的出现极大地攻击了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模式，攻击后的信息能够脱离语境而存在，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人们可以接收海量的信息，却找不到一丁点儿有用的信息。于是，人们不再关心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更在意新闻的来源地和获取速度。这导致了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的作用，在取决于它是否新奇。信息由此成为了商品。
而摄影术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印刷术时代下，话语模式的本质。图片作为事物某时某地的客观片段，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没有关联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但它本身却不具备描述事件前因后果的能力。人们自以为看到了事件真相，并对新闻信以为真，却忘记了图片在不同语境下能够提供不同的解释。
电报和摄影术使得海量信息在人们生活中充斥着，它们之间往往没有联系，对接收者没有实际指导意义，于是这些信息仅剩的作用便只有娱乐，像“躲猫猫游戏”一样，只需要躲藏和寻找，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
第六章开始，电视作为“娱乐业时代”的元媒体，开始进入读者的视线。电视将电报和摄影术结合在一起，彻底融入了人们的生活。由于电视成为人们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电视中表现得世界便成为了人们印象中世界原本的样子。进一步地，电视重新定义了真理、知识和现实，使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变得有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
此外，电视的娱乐性，使得电视上所展现的一切都为了娱乐而生——制片人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目的娱乐价值上；播音员因调查显示相貌妨碍了观众接收程度而被解聘；每条新闻用时不超过45秒是因为不希望观众对新闻内涵的思考，而广告的播放是为了消除具有严重社会影响的新闻的重要性。电视新闻类似“杂耍”——越短越好，避免复杂；无须精妙含义，以视觉刺激代替思想即可。精确的文字已经过时落伍……就这样，美国社会进入了“娱乐业时代” 。 电视使人们获得了最多的娱乐和最少的信息——即使身处信息的海洋，但这些毫无依据和关联，支离破碎且流于表面的信息，使人们自以为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距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在电视将新闻包装成“杂耍”并获得大量观众的环境下，电视引诱着其他媒体效法。较为成功的案例是美国非常成功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该报刊登的故事之短，插入的图片之多令人称奇。结果，1982年9月的《今日美国》成为美国第三大日报，远超过了《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
紧接着，宗教组织也开始企图利用电视扩大组织的影响力。但是，在媒介的转换过程中，很多东西并没有得到复制，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在试图将宗教或者教育搬上电视屏的时候，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已经丢失了，电视作为一个娱乐性的载体，实际上并不能承担那些重任。于是，政治选举变成了“选秀大赛“，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广告的内容代替了产品的内在价值。
正如赫胥黎警告我们的那样：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人们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体的神秘感，人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至此，作者全面地阐释了，作为信息载体的电视，是怎样将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一步一步变成被动接收碎片化信息，却丧失了思考能力的受体。
本书篇幅较短，却包含了大量信息，并不属于可读性很强的书籍。如果没有一定的阅历和阅读积累，就会觉得是在啃一篇论据繁多，论点复杂的论文。
第一次听说《娱乐至死》的时候，还以为作者是想批判当下社会充斥娱乐化的内容，人们被娱乐麻痹，造成拖延、低效率甚至无目标地混吃等死的社会现状。直到通读全书，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是多么肤浅又囿于表象，而早在20世纪，波兹曼就已经提出：娱乐本身没错，但是电视，这种自带娱乐性特征的信息媒介，将原本严肃的公众话题，如政治、教育等也变得娱乐化了。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公众们会失去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最终他们会期望媒体为他们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
因此，也正如作者在文章最后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海量地信息中寻找和选择我们需要的，并且能够引导我们思考、指导我们行动的信息——在碎片化的信息和系统性的铅字中选择后者，在图片信息和成段的文字阐释中选择后者，有意识地分析和识别信息，才能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如果有一天，您读到这篇文章，期望您不要再引用《娱乐至死》这本经典书籍单纯地批判娱乐活动，希望您能放下手机真诚地拜读一本名著而不是滑动屏幕浏览碎片化而没有意义地信息。
如果您有什么想读却未能读成或“难以下咽”地书目，您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有选择性地拜读并形成十分钟概述作为反馈。
真诚感谢您花费十分钟浏览鄙人粗浅地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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