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乍泄》
近代京剧里有生旦净丑四种扮相，其中旦角都是女性角色，有青衣花旦刀马旦等类型。
毕飞宇有个小说就叫《青衣》，讲的是一代名角筱燕秋的故事，表现了女性在时代里的困境还有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但这是立足于现代的故事。
最初我笼统地认为古代的戏班女性是不允许上台的，所有旦角都是由男性扮演，诸如近代的“四大名旦”都是男性。我看过两部涉及京剧的电影，一部是张国荣的《霸王别姬》，一部是林青霞钟楚红和叶倩文主演的《刀马旦》。
我清晰的记得《刀马旦》里的片段，当白妞（叶倩文）化上妆想混水摸鱼地上场时，班主父亲对她说：“快把妆给我卸下来！别再给我丢人，让人看见戏班的招牌就砸了！”说着拧着她耳朵拉进后台，把白妞的脸粗暴地按进脸盆洗掉了她满脸妆容。戏班里的乾旦们在她身后笑作一团：“女人扮女人还叫演戏啊，没艺术，谁愿意看。”
我好奇的是，无论是在《刀马旦》里的名角花锦绣（秦沛），还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张国荣），也可以拓展到所有戏曲中由男性扮演的女性角色，当时在台下欣赏他们的人会把他们当做男性还是女性来看待呢？观众是在欣赏男性美还是欣赏女性美？或者说，站在台上的旦角，会被人定义为男还是女？
再从另一个角度，《刀马旦》里的花锦绣被军阀大帅看上，要收房做相公，被逼婚时着急爆发亮出一口男人声线，《霸王别姬》里葛优演的袁世卿想方设法地要得到程蝶衣，这意味着，在男性眼中的旦角扮演者已不再是男性？还是说这展现了古代同性恋的一种形态？
关于这个问题，我问了董老师和几个很有思想的朋友，得出了几个没有经过考证的观点：
一是男旦演的就是女性角色，就像一个明星在电视剧里扮演老师，我们当然会把电视里的明星当做是老师；
二，观众分为三部分，一种是戏剧创作之外的观众群，二种是真正的戏迷或者欣赏者，三种是高官以及上流阶层的审美群体，这三个群体的认知会因地位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出入；
三，旦角是男是女的根本的问题其实是艺术与现实的问题，演员就个人而言并不是艺术要关注的问题，是研究艺术家或者世俗要关注的问题，也许追求艺术的人会意在于旦角的角色，而追求世俗的人在意的是演员。
关于艺术与性别，我最初的了解是，在世界级的艺术家里，在真正的人文审美中，他们都是跨越了性别的，他们追求的是人类的美而非单一性别的好看，不少艺术家都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
比如贾宝玉就是个双性恋，他对秦钟的感情已经明显区别于他对其他的男性，张国荣在音乐上自然是比不上谭咏麟，谭咏麟的演唱会是纯粹的音乐盛宴，创造的是中国殿堂级的音乐狂欢，而张国荣的演唱会更像是艺术盛宴，音乐只是演唱会的一部分，比如他在艺术上的突破之一就是关于性别的跨越，比如在跨越九七演唱会，张国荣在演唱《红》的时候，穿着全身的黑色西装，在西服裤子之下却是丝袜，脚踩这一双红色的高跟鞋，与朱永龙贴身共舞，在这时，张国荣将自己骨子里的‘媚骨’展现得淋漓尽致。颇有几分‘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味道。
张国荣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演讲，他说了自己对《霸王别姬》这部电影和小说的理解与看法——我看到了张国荣天生就是一个艺术家——他说张丰毅和陈凯歌对于同性恋都存有避讳与心底的间隙，自己和张丰毅搭戏时，张丰毅的手需要搭在自己的腰间，张国荣倚在他身上时发现张丰毅一直在发抖。相比于李碧华的原著小说，陈凯歌的电影呈现删改了好多，把同性恋变成历史剧情下的一条气若游丝的暗线，对于同性恋的呈现显得畏手畏脚，虽然这与内地的语境有关，但这也是陈凯歌不够伟大的地方。
旦角和同性恋，我知道在古代很早有‘龙阳之好’，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后，道家思想极大冲击了传统儒家的官方思想，三教合流后，人们的思想向多元化发展，关注到个人的需求与表达。魏晋南北朝，门阀贵族在不需要考虑传宗接代的自由氛围下，上流社会同性恋的思潮多少渗透到中下层百姓中。就这些来讲，我只能确定上流社会的审美会对下层的性别观造成影响，但也仅限于此。
可关于‘旦角在审美里的性别以及是否呈现出同性恋的倾向’这个问题的找寻，还远不可以完结，对旦角本身及其历史脉络我尚且都没有认识全面，一些定义下的太过草率。
首先看一下鲁迅，鲁迅对男旦的看法很像如今老一辈对如今男扮女装的看法，将男旦的传统看做是滑稽、可羞、失败的，甚至将男女不分的人称之为‘猴子’：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这出自鲁迅在《坟》里一篇文章《论照相之类》，表达过他对中国男旦的看法，很明显，鲁迅这里对中国旦角文化持一种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否定这种将性别扭曲的传统做法。但就鲁迅的观点来说，对我想回答的这个问题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因为我的目的不是否决这种文化，而是尝试理解它（除此之外，在《集外集拾遗补编》里也有关于对男旦的批判）。
于是我找了两本关于中国古代同性恋研究的书，施晔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和张在舟的《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下面我所讲的关于旦角以及同性恋历史的发展是根据这两本书的作者所进行的考证以及这他们所参考的一些资料。
这两本书有丰富的史料引用，从不同的文献中归纳整理出同类型以及符合中国同性恋发展历程的记载或表述。我草草捧读后顿觉张在舟和施晔二位长辈的良苦用心。
首先可以明确一点，男旦与同性恋有关系，但旦角身份并不是与同性恋倾向绑在一起的，只是一个几率高低，概率大小的问题。古代有许多戏剧戏文里会出现对男旦的同性恋描述，戏谑调侃这样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倾向性的想法，男旦是比较容易去做龙阳（同性恋）营生的。一名成功演出的旦角是从小就开始对其进行女性塑造的，包含但不限于身段、唱腔、神态、着装，经年累月的沉浸后，有的人就会扭曲了自己的性别意识，就像《霸王别姬》里的小豆子，‘男儿郎’终于变成‘女儿郎’。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人同性恋意识的发觉有先天有后天，在后天的塑造里也有很多种方式，角色对其的塑造只是其中一个角度。
为了说明男旦不一定是同性恋，还可以举太多反例。因为优伶的地位低贱，面对同性权贵的强逼下，也产生了许多男旦因为维护自己的文雅只好自杀以明志的故事。
旦角，就同性恋而言，它在中国是作为一种亘古已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来存在的，中国古代在传统上对同性恋比较宽容，一个人只要能娶妻生子不耽误家族传承，那么他的私生活的其余方面就不会被严格追究，社会对同性恋采取的是一种熟视无睹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的态度。
男扮女装在封建制度初期便存在，在先秦初期，一些倡优侏儒为博得掌权者兴致，会采取男扮女装的办法，用滑稽的肢体动作来创造性别反差感，从而博得皇帝好感。在三国时，进行明确女装行为的具体倡优人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氛围不再像先前历朝一样讲求宏大和崇高，文学以及艺术都逐步落脚到个人，关心个人冷暖与命运，所以同性恋作为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感情现象得到世家大族和社会风气的喑哑默认。唐代有弄假妇之戏，是此朝代的男扮女装的特有现象之一。宋朝算是历代里对同性恋现象最不避讳的朝代，人们瓦舍勾栏等市民生活丰富多彩，杂剧说唱，乐舞，杂技等诸多技艺均受百姓欢迎，男扮女装数见不鲜，除此之外宋代甚至有同性恋合法化的趋势。到了明代，昆曲形成更是标志南戏进入鼎盛，在南戏日渐兴盛的过程中，社会上的宋明理学影响日益加深，男女之防理欲之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大，从而影响百姓的认知与审美。戏班逐渐形成男班和女班的划分，在商业性质的戏班里，男班占据明显优势，男女不再合演。随着女班从舞台上的消失，男旦体质逐渐得到确立。
可以看出男扮女装到男旦体制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二者有所区别，男旦体制和明代以前的男扮女装普遍都是扮净丑等次要角色或者次要演员，而作为主角的“旦”，还大多都是女扮女。但在明代，旦色制度性地需要由男伶人来扮演，这是与宋元时期的明显区别。旦色标志着男旦体制的形成。
详细来讲，在明清时期，旦角还不全都由男性来扮，男旦取代女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时期，同性恋现象是伶人之中一部分人的男色活动，关于这一时期的戏剧演出，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同性恋有关：1，男女不同台演出。这就使得在男性的舞台上的旦角需要由男性来演，‘狎优’就是多指这种旦角的。2，在当时盛行的戏曲演出里，男班占据明显优势，比如在戏业发达的北京，女戏却是凤毛麟角。这说明，清代人们大多欣赏由男性来出演戏曲的独特现象。3，明清的程朱理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相当强烈，女性被禁锢在了‘三从四德’中，而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被男性转嫁到女性身上，女性裹足达到顶峰，男人却在天理的高度来要求自身和女性的欲望，因此女性的社会活动能力大受限制，这是造成女班不兴的重要原因。张在舟说：“明清男班的畸形发达突出了其中存在的同性恋问题。”4，明清江南地区家班兴盛，家班里有自己的男班和女班，其中有的女优伶在身份上相当于主人的小妾或媵人，而男优伶与主任有时也会存在性关系。5，明清明文规定官吏禁止嫖娼或在风月场所过夜，取消了唐宋以来的官妓制度，在少了这种娱乐后，‘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其实，对于名士高官来讲，舞台下的美男和舞台上的歌妓同样值得留恋。
关于明清理学与女班衰落，张在舟还补充了一点。理学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愈加严密，在道德问题上强调的是异性恋方面，通过限制男女之间的交往以求得道德的纯净，再具体一些就是降低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于是贞操观念得到加强，妇女改嫁成为可耻的事情，而三寸小脚却得到了男人们的赏爱。明清理学的兴起其实促进了社会上同性恋的风气——正因为异性之间的关系大受限制，人们就只好而去加强同性恋之间的交往。
总的来讲，在社会娱乐中，女伶人（女优）减少，男女优伶不能同台合演，这种情况下，官僚阶层就不得不把目光及欲望对象转移到男性优伶，
只有在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单单追求于传宗接代和国家情怀的时候，同性恋的现象才会稍显广泛地浮现，可以说经济水平影响性取向。古代同性恋的现象与周围社会并不太对立，起码不如当代社会那么激烈，如今的社会像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两种群体互相戒备，男性怕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女性怕成为女性的欲望对象，甚至在网络上传出同性恋审美变态，美丑颠倒等谣言，异性恋、同性恋（包括双性恋）两种群体相互戒备甚至厌拒。
有的人他爱的是‘人’，而不是用性别所界定所规矩的‘男人’或‘女人’，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更包容，更真实，更伟大，更纯粹。对于同性恋者来讲，他们接受不了异性恋，就像大多数的异性恋接受不了他们一样。同性恋者和抑郁者一样，他们没有错，只是人数少，总游离于社会边缘，所以难被关注到，进而更难被理解到。所以，理解和包容，是我们面对与‘人’有关的社会问题的底线，是开拓自己边界的需要，是我们理解的出发点。
人若是善良的、真实的、开心的，那他有什么不能被人们理解的呢？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抗拒去理解他们呢？
最后梳理一下最初我好奇的问题，可以系统地整理成‘旦角在审美里的性别及男旦与同性恋的关系’，旦角由男性扮演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因素，不是长久如此，男旦的身份虽然会对男性的审美取向造成影响，但并不是绝对的，伶人在古代地位低下，在面对性别压迫时——包括同性和异性——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在历代对同性恋犯罪所做出的刑罚规定便可看出，但关于同性恋相关刑罚本文没有提及。男旦与同性恋的捆绑是明清开始凸显，但仍旧有其判断依据。
关于同性恋现象的分析在国外有很广泛且成熟的讨论，已经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以及分析，比如波伏娃《第二性》里就有诸多对同性恋的论述。但因为时间短以及个人能力不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太多应该完善以及值得发散或者深究的地方。譬如1.造成鲁迅对性别颠倒如此反感的原因有几多？2.现代社会里同性恋者相较于中国古代有何区别？3.现代社会年青一代性别观僵化甚至抱有敌意的原因？4.古代社会里的女同性恋（这个在施晔的那本书里有提及，但并不多）5.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相处模式的不同。6.如何用西方系统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同性恋的种种。
资料来源：
（1）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坟》
（2）施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
（3）张在舟《暧昧的历程-中国古代同性恋史》2001中州古籍出版社
（PS：这是我第一次完成对一个问题从最初的好奇、与人交流再到投入阅读的全过程，最后完成对这个问题的自我解答，或许不能说“完成”，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对一个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圆其说，满足自我的疑问，虽然这篇文章对此问题的论述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衣不遮体的浅薄内容远远撑不起如此宏大的题目，或许有人已经在相近的问题上倾注了多年心血，我单单凭着几天的阅读实在有愧，但我可以将它视作对自我的一次挑战，这不是一篇成功的论文，但对我来说，它是一次畅快的自我满足。谢谢董静怡老师在相处的每周下课都愿意和我这个一无所知的小白讨论问题。）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