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为“沟通”找不到一句话，却可以为“不沟通”找一万句话。
——《一句顶一万句》
A要用B......但不是B是C......也不是c......而是用d......也不是d是要用e......也不是非要用e......就是想用这种叙述手法而已......
中国式孤独
在初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时感觉这种叙述风格很迷，一个人能扯出十个人，一句理能扯出八句理来。
书中所描述的每件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中又拐着好几道弯。
但却也正是这种铺张式的表达，说了一句话，后面又跟了一万句琐碎的话，表面上是人与人的交流，个人能力的展示，自身魅力的表露，深层次却是心灵孤寂的表象挣扎，活生生中国式的孤独。
人们都在争相说着那“一万句”，却深藏着“那一句”。活得越热烈，活的越孤独，于是像吴摩西又像牛爱国，颠沛流离，径向奔走，寻找着“说得着的人”。
因此，一生尾随孤独，蹒跚前行。
《一句顶一万句》用“世情小说”的叙事手法，讲述着两代人的孤独。吴摩西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劳走，一直都在找寻和自己说得着的人，偏偏和养女巧玲说得着却又不小心把巧玲弄丢了，于是出走延津......巧玲的儿子牛爱国为了摆脱孤独，辗转曾经说得着的朋友、战友寻找和自己说得着的人，于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延津。
表面看是在写吴摩西和牛爱国的孤独，深层次却是用两代人的孤独演绎中国人宿命中的逃离关系，在追寻却也在逃离。
就像书中说：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爱做木匠的县长老胡、喜欢听戏的史县长、找人喷空的杨百利、沉迷饲养猴子的老邓、暴走荒野的教书先生、捏面人的老汪、传教多年的老詹，他们也是在徒穿那“一万句”找寻那“一句”，找寻能让自己心安的事，找寻能和自己内心说的着的东西。
各个阶级，各个层级，谁也逃不掉于中国人宿命中的孤独，这种孤独钱钟书先生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围城”。
说得着话的人
书中大的大部分人际关系是凭借“说得着话”和“说不着话”来维持。
什么是说得着话的人：说得着话的人，话题终结了，再说点别的，那还能说点别的。
吴摩西的老婆吴香香跟银匠老高说得着，于是老高带吴香香跑了，牛爱国与谁都不能说的话，与章楚红都能说。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说出话的路数，跟谁都不一样，他们两人自成一个样，两人说高兴的事，也说不高兴的事。与别人说话，高兴的事说得高兴，不高兴的事说得败兴；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不高兴的事，也能说得高兴。说完一段要睡了，说再说一段，那也能再说一段。
说得着话也会变，曹巧鹅之前和养母说不着，当养母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两人却是最说得着的，刚开始牛爱国和战友能说得着，后面又会因一些原因说不着。
以前说得着话的人，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距离的变迁，又变的咸口莫言。或者因为当发生事关自己的大事时，那个跟你说得着话的人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着想，甚至就算这个人为你着想了，你也不会去相信。
说不着话的，就像我们翻开所有的通讯录，一大堆的联系人，能拨过去说知心话的却寥寥无几。
当然也不是永远说不着话，或许当时和你说不着，他和另一个人又说得着，牛爱国说，他的妻子和摄影店老将一晚上说的话比她两一年说的都多。
老詹说的“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
排遣和补救方法是 又苦苦寻找另一个能聊的上的人，结果你觉得你可以跟他聊的上，人家却未必这么想，从此孤独一生，即便你花费大半生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人，又不可避免因为一些“生命中的大事”失去了他，变成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恶性循环。
那么，当我们真正在谈论“说得着话的人”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
我们可以每天在闲时上街看热闹，日常又继续过各自无聊的生活，热闹和无聊这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常态。
书中的两代人都在寻找那个真正说的着话的人，而说得着话和说不这话则也是一种生活的常态。
这是一种生活常态，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我们谈论他的时候，应该真正明白，我们生活的本质也不是要花心思再去辩解什么客观存在，而是要去真正寻找一种“爱”,一种能处好热闹和孤独的爱。
所以若你不是和老詹一样的宗教信徒，那么请你成为爱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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