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社会，为了抵御入侵，基于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以及附属力量组成的部落联盟不断壮大。但在部落或者随后建立的国家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权力中央能否治理过来，又该如何治理全国？这是个大问题。
西周首建分封。将自己的后代分封到国家的不同地方，这很符合以家为国的宗法理念。但基于血缘的纽带在时间的流逝中，凝聚力会越来越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对地方诸侯国已经毫无约束力，只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摆设，只要条件允许，随时都可以推翻换人。
分封制已经破产，但新制度又没有出现，只能不断摸索。诸子百家给出了各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但对于古代的农业国家来说，有一个隐形的硬约束一直存在：人口以指数级增长一定在某一时刻会超过土地收益的线性增长。
生存是人的本能，如何活下去？土地又是有限的，那只能兼并，于是各国流血战争在所难免。虽然诸子的理念很美好，但必须以完成一统为前提，才能将这个最大问题压制下去。
2.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历经10年时间，相继灭掉东方六国，从西北边陲一举统一全国。
从地方诸侯转变成天下之主，远在咸阳的大秦帝国该如何治理这样一大片国土，中央该如何统辖地方？六国的王族被迁居咸阳，处在秦帝国的监视之下，而东方的故土出现大面积的权力真空，该如何治理分封制留下来的烂摊子？
留给秦帝国的时间太短，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出来，就出现了大面积的农民起义，之后又是楚汉之争。从农民起义举起的义旗与反叛的诸侯来看，都是六国地方的贵族，而且又纷纷得到当地百姓们的拥戴。就是说，各地的百姓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一家，还没有承认一统的帝国。
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当时人是存疑的。项羽认为这个问题是解决不掉的，秦的灭亡就是铁证。于是攻破咸阳之后，他分封18路诸侯，自己独居西楚，回到秦帝国之前的状态。可是历史的演变怎能走回头路。诸侯国内部纷争不断，需要他这个霸王来裁决，搞得项羽疲于奔命，焦头烂额，直至被刘邦打败。
20年的时间，都在混乱中度过，直至公元前202年，西汉帝国建立，这个问题只能留给西汉帝国来解决。
3.
刘邦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既然过去的分封制与秦朝推行的郡县制都失败了，那么就将两种制度掺和在一起实行好了。在核心统治区实行郡县制，在外围进行异姓王的分封。这也是无奈之举，当自己实力缓过劲来，就以各种谋反的罪名，将帮助过他的异姓王全部赶尽杀绝，并斩白马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刘邦留给子孙的财产还算不错，帝国表面上又重回一统。但是自己死后，大肆分封的子侄们还认同现在的皇帝吗？地方太强大，如果中央不能辖制，势必造成尾大不掉，严重的话，又可能走向分裂。
汉文帝作为刘邦的儿子，出于血缘的关系，其他同姓诸王也会礼让三分。而且经过秦末汉初的常年征战，百姓思安。汉初又实行修养生息的黄老之学，中央与地方相安无事。
到了孙子辈的景帝时期，同姓诸王都是叔伯兄弟，靠血缘已经没有太大的约束力。而且经过长时间的修养，地方诸侯的势力也在不断膨胀，这个时候，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汉景帝在晁错的建议下，在全国实行推恩令，封地由单纯的嫡长子继承改为众子孙分享继承。表面是推恩，利益惠及子孙，但实质却是削弱诸侯地方势力。诸侯国看得很明白，命令一出，即引起吴楚大国的不满，其他五国也纷纷响应，以“清君侧”的名义反抗中央。
这时候，景帝的投机本性表露无疑，他为了平息诸侯王的众怒，只好诛杀晁错。当发现并不管用，只好组织军队，令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矛盾摆在那里，问题必须解决。这本来就是一个要求中央主动出击或者被动应对的局面，想通过投机，寄希望地方主动削权，那是不可能的。
汉武帝继承了先代的宝贵遗产，等到诸侯国越分越小，他借着讨伐匈奴的契机，以献金不足与出兵不利为由，陆续削夺封号，收回众多诸侯国的土地。汉武帝也是雄才大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加强中央集权，将汉帝国表面的统一带入实质性的统一。
由秦至此，经过众位皇帝们的摸索与不断的试错，中国终于完成了从分封到一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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