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秦一统，中国的政府组织形式便发生了天崩地裂般的变化，从西周的封建分封制过渡到中央郡县制。西周虽然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各诸侯在自己的国土上拥有完全的自主权，这种中央与地方的连接形式是松散的。
始皇称帝后，中国才算有了一个比较像样的中央政府，法理上，除了皇帝可以世袭，上到帝国宰相，下到地方大员，都有一套选拔机制，中央可以真正控制地方，这种控制，在接下来的历史发展中，或强或弱，大势总体不变。若以现代人政治眼光，相比西方的民选政府，世袭制实在是一种政治上的落后，但是，任何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的评论都是不负责任的，一国的历史发展自有其轨道，任何制度的建立也有其背后的合理性。
中国的立国根基，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
西方的民主制度，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小小一个半岛，大大小小存在着几百个城邦，这些城邦，即是国家，小国寡民，一个城市的人口，最多不过几万。这几万人里，还要分为三类：拥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无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只要公民们集中到城市广场，就可以选出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民主的雏形，人民的公意。西方引以为傲、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一开始也只是一座城市，通过不断向外军事征服、文化辐射，建立起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其统治中心，仍是希腊城邦式的，罗马的政体，仍是奴隶制。
而中国自始皇一统，立国规模便不同以往。西元前221年，王贲攻入临淄，齐亡，始皇帝坐在他的御座上，君临天下，春秋战国时代大大小小的贵族都消失了，天下贵族只剩嬴氏一家，中央政府建立起来了，面对广阔的疆域，众多而分散的人口，如何统治呢？
民主？当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条件下，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指望当时的中国人推行现代式民主，是不现实的，皇位的世袭，在当时来说，是一种不得已而又最合理的选择，因为世袭制相对来说最为稳定。而建立什么样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秦初年是经过了一番争论的，当时丞相王绾等人建议“诸侯初破，燕、齐、楚偏远，不封王便无法镇抚，请封各皇子为王”始皇组织群臣商议，廷尉李斯最为反对，周武王灭商，封的最多是同姓亲属和功臣，虞、虢、鲁、卫、曹、蔡、郑等都是姬姓国，可是经过不断繁衍，他们后代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互相攻击的程度不亚于仇人，而始皇也是七国争霸的过来人，鉴于此，最终选择了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虽然后世，如汉初、明初，封建制偶有死灰复燃，但整体大势仍是中央集权。
反观欧洲，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反复入侵下，千疮百孔，终于在西元476年彻底倒下（东罗马帝国坚持到了1453年），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罗马警察的缺失使得欧洲进入了无序的状态，有实力的诸侯互相征伐，其中查理曼大帝曾短暂统一过西欧，但在他死后迅速瓦解。欧洲的君主们通过贵族统治，并不是由于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能力建立起中央集权。雨果•卡佩被选为西法兰克国王的时候，王室领地狭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通过联姻等各种手段，不断扩大领地，控制贵族，为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英格兰从来无法实际控制苏格兰和威尔士；德国，很长时间内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直到俾斯麦统一德国），欧洲的状态很像战国，不同的是秦始皇最终统一，而欧洲一直在争斗，谁也灭不了谁，直到酿成两次世界大战，打累了，最终妥协。
封建与集权，都是优缺点并存。
封建制的优点，一是地方权力大，即使中央倒下，地方也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力量，西晋灭亡后，五胡乱华，北方陷入战场三百多年，而汉文化得以保存，是因为魏晋门阀士族（类似封建地方势力）和胡人政权合作。二是不断的战争刺激各国发展，工业革命产生于欧洲就是证明。缺点是连年的征战，底层民众的负担很重。
集权制的优点，中央可以有效控制地方，各种政令容易推行。缺点则是中央一倒，地方再无力量。
所以欧洲历史大势是分，语言与习俗不同就可以成立一个国家；中国历史大势是合，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的多民族也可以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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