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秦朝与汉初统治者的努力，天下终于从分封走向一统。过去的官僚由贵族世袭，变成了郡县的选拔。但新帝国的开始，官僚该如何选拔产生呢？
01
官僚阶级是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工具，往往强调对上忠诚。统治者以国为家，选拔忠臣良相必出于孝子之门。
古代宗法社会，基于血缘关系自然产生的孝，经过儒家文化的推广，就类比为君臣关系之间的忠。在西汉时期，崇尚以孝治天下，实行察举制，由地方官员在辖区内举荐孝廉，经过中央试用考核之后，任命官职。
地方郡县掌握着官员选拔的权力，长此以往，难免不会以权谋私，相互举荐。最后，朝廷只能从官二代，官三代、外戚中选拔官员任职。
到了东汉时期，凭借地方士族势力成功上位的刘秀，投桃报李，只好将部分胜利果实分享给地方士族。尤其到了东汉中后期，皇后皆出自豪门，外戚专权的现象屡屡发生，而官员的上升通道仅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导致出现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现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接受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既然士族官僚的利益被承认，那么曹丕代汉而立就被欣然接受。至于后来的司马氏，出身本是士族，代替出身阉宦的曹氏，也是顺水推舟。
偏安一隅的东晋，皇权薄弱到低点，只能“王与马，共天下”，先后出现王、谢、桓、庾四大家族，即使主政的世家大族再换，但皇族与士族共天下的格局没有变。而在地方，经过几代的耕耘，世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02
地方的做大是必然的。在那个生产力低下，交通信息不便的传统社会，中央还缺少必要的手段来约束治理地方。
首先政治影响力未能完全覆盖地方。商鞅变法，即使近在咸阳，有政府的背书，但仍需要通过徒木立信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公信力。更何况，远离中央的郡县，那真是天高皇帝远。此时，如果希望帝国的行政机器能够更好的运行，必须将部分公权力让渡给地方。地方向上推荐 “人才”，导致政治上渐成门阀。
其次，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中央难以发挥二次分配的力量。率先掌握用铁制作农具、用牛来耕田技术的人，效率会比较高。而蓄力、铁制品又很贵，一般小农承受不起，所以越有钱的人越有优势。在灾年的时候，小农只能将土地典当，而到了王朝后期，苛捐杂税又使得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地方家族经济的强大，渐渐演变成豪族。
最后，文化垄断在少数人的手中。官僚想要发挥作用，需要掌握一些知识；而处理行政事务，必然要懂一些技巧。在以竹简记录文字，文化需要口口相授的时代，知识的传播一定是小范围的。而汉朝设置的官方太学博士，传承也是家族式或者近亲师生式的，只有少部分人才能成为有文化的“士人”。知识传播的封闭性渐渐养成士族。
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造成世家大族的出现。他们垄断了一切可以上升的通道，利益早已瓜分完毕，格局难以撼动。此时，掀开帝国统一的外衣架子，社会完全是板结的。继承基于血缘，升迁依靠出身，平民根本没有上升渠道，社会阶级完全是固化的。
03
社会的板结造成帝国中央控制力的下降，缺乏流动性只能将帝国带向末日。地方的做大，直至失控一直是统一王朝最担心的问题。在此情形下，有很多人想到改革。
改革总需要找依据，来给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性，所以改革都有托古的味道。王莽希望抑制兼并，将土地重新划分，实行理想的“井田制”，土地均分，并且禁止买卖。但改革需要官僚的严格执行，而他们本身就是先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在看不到新希望的时候，改革谁又会革到自己头上。
王莽的失败，使得建立东汉的刘秀明白，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小修小补。既然地方上有经济豪强，那就将其纳入官僚系统来做官，遵守规则；既然官吏需要处理具体行政事务来治理国家，那就让他们学习儒家文化，忠君爱国；既然儒生们需要传承文化，那就让他们在地方上教化百姓，影响豪强。
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想要改革十分艰难。但在动乱年代，就是英雄的舞台，只要能建功立业，谁还在意你微不足道的出身。东汉末年，给曹操提供了展现自己的舞台，凭借自身的能力、谋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三分天下的战争过程中，选拔、重用了很多寒门子弟。但他的理想得不到主流官僚系统的认同，在天下平定后，他的一些举措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虽然改变很难，但这套官僚体制完结的钟声也即将敲响。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将世家大族的势力消耗殆尽。少数民族的入侵，也给中央王朝带来新鲜血液。仍然沉迷于过去的南朝，中央不能够充分汲取地方的力量，最终被统一的北朝灭亡。中国又走进一个新的时代，之后又该建立怎样的官僚系统呢？
网友评论